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　　

　　——摘自手记　　

　　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中国对WHO的承诺　　

　　阳光下的盼望：怀念与陌生　　

　　江洲乡位于长江中游上的一个冲积平原上，长60里，宽20里，最窄处5里，可耕地约4万亩，与九江市隔江相望，摆渡只要10几分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九江坐的是木帆船，顺风顺水还行，逆风逆水到九江市中心西门口要1个半小时。1998年夏天长江洪水暴涨，江洲破堤，全国闻名。其实在这之前，江洲的棉花已小有名气。那儿土肥地多，农民较早地走上了富裕的路。就医的观念也就发生了变化。段海元是江洲乡一个老农，他告诉我，生活在洲上的他已是第六代了，他亲身感受到就医的变化。　　

　　1956年段海元从江洲小学毕业，考取了九江二中（解放前叫同文中学，方志敏烈士曾就读过的学校）。　　

　　1959年他初中毕业，回家务农，是老资格的农民，应该有点代表性。　　

　　2004年早春二月，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乘船去江洲采访他。我们并肩在棉田的田埂上走着，空气中飘散着油菜花的香味，远处的树缀满了绿意。他高兴地给我算了一笔账：2003年农村政策好，皮棉收购价格是每斤3元左右，质量好的可以卖到3元5角，棉花亩产一般是550斤，最好的地可产到600斤，平均亩产500斤，每亩平均收入是1500～1600元左右，去掉种子，化肥、除草剂和农业税，有近千元的纯收入。洲上人家一般都有5～7亩地，只要风调雨顺，加上养点猪、鸡，种点油菜，二三年可以盖幢2厅4房的2层楼房。　　

　　2003年他患了胆结石，胆囊炎，住进了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抗感染，开刀取石，花费了1.6万元。　　

　　妻子患有慢性骨髓炎，至今已花去医疗费3万元。换算一下，就是他们家损失了一幢装修很好的2层楼房。　　

　　中午，他留我用餐。谈起去年住院的情景，愤懑之情又涌上心头。他说，越想少花钱越出事，伤口发炎，医生要用抗生素，尽往高档的用，我们受得了吗？我常和医生吵架，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查查他们用的药。医生指责我们农民尖刻、小气、刁钻，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笔下一画，就是几百几千，我们农民病不起，真的病不起呀！那点药费是我们起早摸黑，到地里一锄一锄刨出来的，是血汗钱哪。针打在手上痛，心里更痛。不骗你，这是真话。后来，医生说还要打白蛋白，促进伤口愈合，我更火了。我晓得白蛋白是好药，好药我们用得起吗？城里人可以用，我隔壁床上1个病人1天1瓶氨基酸，2天1瓶白蛋白。我想吗？也想，没钱，穷，想也是白想。天天和医生吵，想早点出院。　　

　　他告诉我，乡下人苦一辈子就是为了盖一幢房子留给子孙，这几年政策好，种田也能赚几个钱，尤其他们是种棉花、经济作物，只要身体好，盖房子买车子都不是梦。别看一年只收入万把块钱，乡下人便宜在嘴里，菜是自己种的；猪肉是自己圈里养的；过年腌的，养了鸡、鸭，吃是不愁，省下的钱就置家业。年纪大了，就怕病，上医院就要花几千元，难哪！他怀念起合作医疗的年代，那年月他病了一次，是胆结石，保守治疗，花费了2000元。2000元相当于今天的2万元，结果合作医疗报销了75%，如今旧的合作医疗垮了，新型的还没有办起来。老了怎么办？想想都急。风烛残年，只望有个依靠。　　

　　老人把我送到江边，发出一声长叹：“我务了一辈子农，去年过了甲子，还想下田、养猪，赶上了这样的好政策，不干划不来。我没有别的想头，只望多活几年。”像是在暗暗下了个决心后才说：“活到70吧！”　　

　　“不，你会活到100岁的！”我说。　　

　　他笑了，他脸上的笑意也如这早春的阳光一样是灿烂的。阳光在他额上的皱纹里闪烁，看得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对故乡、对土地的眷恋之情正悄悄地爬上他被岁月刀深刻的老脸上。　　

　　阳光下他在期待企盼。期待企盼什么呢？　　

　　企盼收成与芝麻开花节节高；企盼合作医疗再显辉煌；企盼农村三级卫生网呵护他们的健康。　　

　　九江县黄老门乡杨柳村的农民熊家喜今年61岁。农村办合作医疗那阵子，他不到而立之年。虽然身体健康，总免不了有咳嗽、拉肚子等小伤小病，5分钱挂个号就可以。找赤脚医生要点药，每年每人只要交1元钱，最多一次也没超过5元钱。小伤小病病人不出村，可以不花钱。他们怀念办合作医疗的那些日子。　　

　　“合作医疗”在当代青年农民和青年医生的调汇表中是个陌生的字眼。　　

　　小郭的老爸是江西省吉水县乌江乡段上村的农民。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解放军南下那年出生的。家里几代人在靠种田谋生，人倒下来不知是个什么字。大概是祖父想让子孙识点字，请了私塾先生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伴书。可书没有与其相伴。小学毕业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回家挖野菜、种地瓜，填饱肚子要紧。20岁时他老爸当了兵，退伍那年响应号召种田务农。祖父一直认为只有种田才能填饱肚子，有粮票顶个屁用。祖父一辈子身子骨硬朗，不知药铺的门往哪边开。他老爸郭伴书却从小就少不了头痛脑热。好在村里办了合作医疗，吃吃药，打打针，方便。每人只要出几角钱。郭伴书当兵回来，合作医疗站就“黄”了。说是村卫生所，实际就是1个私人医生，鬼才知道他有没有行医证。一点头痛脑热就打吊针，没几十块钱别想去看病。现在是小病不敢上诊所，大病不敢上医院，这次得病就在家拖了半年。医生说，要早点来只要2000元钱就可以治好，现在拖晚了就是3万元钱也难保证治好。要治，郭雪保就得回家筹钱，不治就回家，结果是不言自明，主任和他都默默不语。　　

　　郭雪保在广州打工，同时还在求学。读的是经济管理专业，他不得不去用经济学的眼光和头脑去审视、去思考。他要算算这笔账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次住院费预交金5000元，是他找信用社贷的款，利息是每元6厘。民间贷款比旧社会的高利贷还恶，他不敢借。如果继续治疗的话，至少要贷款3.5万元。年付利息2100元，一年一次还清，本利一起就是3.7万元，按他现在年薪1.2万算，减去个人生活费用、读书费用、养家口费用，一年只能还0.5万元。这还要保证自己在岗；如果回来种田，那就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了。这时他想起了老爸说过的合作医疗。合作医疗是什么？为什么可以给农民报销医药费？现在又为什么没有了？能重新办起来吗？老爸可以加入吗？他决定回乡了解一下。他毕竟年轻，还不到10岁就赶上了责任田到户，十七八岁就赶上了进城打工的浪潮。用他自己的话说算得上是半个广东人了，他长年在东莞、广州、深圳打工，只到春节才回家。家乡乌江留给他的记忆只是孩提目光摄下来的山和水。　　

　　2002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合作医疗”这4个字又开始火起来，不过，在其前面加了4个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新旧之别在哪里呢？合作医疗深受农民欢迎，为什么会中途夭折了呢？　　

　　今天，当我们指责“农村缺医少药”，指责“投入不足”，指责“政府职能缺位”，指责“农村卫生事业落后”，指责“不关注农村农民这个大多数”时，我们又不能不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关注关心农村、农民的健康卫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