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二首 送瘟神 1958年7月1日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 健康是为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福利所必需的，没有健康，就不可能有什么福利，有什么幸福。 ——约翰·洛克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恶战 1被忘却的一种病 2003年7月，迎来了抗击“非典”的胜利。同时迎来了历史上的酷热高温。 7月底8月初，摄氏39℃以上的高温持续炙烤着每个南昌人。医院急诊科、小儿科爆满，中暑、发烧的病人接踵而至，救护车日夜呼啸。 40多岁的程女士不幸加入了发热的行列。送进了市级医院，例行查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白细胞升高，抗菌素例行经输液瓶溶解后流到血管里，先锋霉素、氧氟沙星，每夜注射一支热可平，初步诊断是呼吸道感染。天气的高温和人体的高温都冲过了40℃。用激素如用空调一样，暂时让人体温下降，稍感舒服。扩大会诊，转到医学院附属医院，怀疑是血液病（俗称血癌类的病）。做了骨髓穿刺，做了CT、B超，血液生化、血常规，那是反复地做。病人急、家属急、医生也急，怎么就查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是没有发现的怪病？是变异的“非典”？紧张，焦虑。 有人建议转北京协和医院或上海瑞金医院，有人建议网上会诊。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基层医务工作者来看她，详细询问了病情后，他突然提出做大便孵化，有可能是急性血吸虫病。果然，程女士患的就是这种病，这个基层医务工作者曾是血防工作人员。诚如演员赵本山咯血，几家大医院大专家诊断为肺癌或肺结核，偶遇一位朋友说，可能是肺吸虫。于是，死刑就即刻远离。 无独有偶，江西省儿童医院收治一例来自农村的12岁的发热男孩，白细胞升高，高档大量的抗菌素制服不了高温，骨髓穿刺未见异常，初步诊断是败血症。经多次扩大会诊，才有人问：有没有可能是血吸虫病？ 程女士是花费了近1万元的医药费用后才转到血防站住院治疗的。那个来自农村的小男孩也花去了几千元才走向正确正规的治疗。经济上、肉体上、精神上的损失我暂不进行讨论。我想说的是，这种曾经严重危害中国老农民的血吸虫病怎么会让医务工作者忘记了呢？而且是几所大医院、几位老专家，而且这些医院、这些专家离疫区也只不过50多华里，是他们业务水平不高？是设备技术落后？非也!是对血及虫病的警惕失落了。诊断不难，有疫水接触史，发热，腹泻，肝脾肿大，末梢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进一步查大便，做环卵沉淀试验，就可以确诊了。血吸虫病的治疗已进入规范化。 这两例典型的误诊已由江西省新建县血防站站长胡位陈主任医师撰写论文，发表在2004年《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上，可以说，这样的误诊在当前疫区极具有代表性。至少说明2点：一是血吸虫病的复燃和蔓延；二是一些医生对这种病忘却了、陌生了。 就在这年夏天，我在南昌豆花餐馆遇见一个从余江县来打工的小姑娘。“非典”刚过，被困的心像飞出笼的小鸟，停在哪儿都会唧喳地叫几声。自然聊起抗击“非典”后的喜悦，谈到瘟疫，自然背起毛泽东同志著名诗句：“借向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问她，你能背吗？她笑得很美，轻轻地说：“不会。”“送什么瘟神，你知道吗？”我又问，她摇摇头。别人摇摇头可以，她摇摇头，我诧异了，遗憾了，不悦了。这首诗就是写余江的呀！ 我不信，余江县年轻人会不知道这首诗，这件事。岁末我到了余江县，在城街头，我询问了几个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惊讶地反问我，还知道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干什么？什么灭血吸虫？毛泽东同志写了什么诗？那是纪念馆讲解员的事，她们的职业要求她们顺背倒背。一个家住邓埠的青年农民爽直地对我说，我长大后见到的是大人都在忙于赚钱，忙于到外地打工，哪还有空去回忆那些不愉快的事。一个年轻的干警工作在春涛乡，他也坦诚地与我交谈：其实纪念馆离我们家很近，从小到大，就没去参观过。我们年轻人感兴趣的是未来是明天。他们反问我，你看过余江的余雕吗？鹰潭市没有，全国都没有，世界也没有。 余雕已成了余江人的骄傲，余雕已成了全国木雕行业的龙头，饮誉五洲四海。他的领头人叫张果喜，德国、日本都有他的公司，他以出色的成绩被天文界将国际编号3208的小行星命名为“张果喜星”。他的名字，他的企业，和他的产品一样享誉世界。余江人当然喜欢谈自豪的事、骄傲的事，谁还愿把“瘟疫”再抖动起来呢？张果喜生于1952年7月6日，属龙的。那正是血吸虫肆虐的年代。他赶上了消灭血吸虫的好时代，尽管那时没脱贫，没钱去读书，没念完小学他就当了学徒，他健壮的体魄、他聪敏的头脑，使他获得生存的本领。他又赶上了好时代，在第三个龙年他当上了木雕厂的厂长了。健康、智慧、机遇成就了他。我可以这样问一句：如果没有消灭血吸虫，如果血吸虫病还在传播，他的事业与他本人会不会受到血吸虫的伤害呢？ 2003年的初夏，余江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河西学校二年级学生，8岁的洪嗣之在爸爸洪军华陪同下骑车从南昌出发经历了57天，到达拉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他父子俩在3000米高原上，登车以每日127公里的速度行驶，对于8岁的小孩子是一个奇迹。 50年前，余江邓家埠是血吸虫的重灾区，1958年前该场有螺总面积占全县有螺面积的16.94％。1957年为灭螺，将10.5亩水田改为旱田，43亩藕塘刨土改造。血吸虫消灭了，血吸虫病治好了，百姓们安居乐业了。今天洪军华、洪嗣之父子的名字不停地在报上转载，读者都在为他们父子的精神、体魄惊叹之时？有没有人去想一想他们父辈生活在疫区的那段日子?是他们的父辈改变了那段日子，才有了今天，才有了今天欢乐的余江。我徜徉在余江县城街头，听到春风一样的笑声，看到花一样的笑容，我不能不去想，想过去，想今天，想农村，想农民，想血吸虫，想血吸虫病和与血吸虫战斗过的人们。 2毛泽东与余江 余江县位于江西东北部，浙赣线上，古称安仁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名余江，县志载：“余江今县名。民国以江西安仁县改置，县在余水之滨，有余江，故名，属江西豫章道。”改革开放前90％人口从事农业，无论从经济实力、交通位置、人文地理、名胜古迹，世人都很难认识和了解赣东北的这个贫困小县。 2000年春天，我为完成“贫困致不良习惯与疾病关系”课题，来到这里。县城不大，出汽车站，半里路有座宏伟的纪念馆，高大的立柱、宽敞的台阶显示了这座建筑物的气势。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来到纪念馆大门前，驻足耸立，仰望着，这座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一个人，纪念一首诗，纪念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件伟大的胜利而修建的。它的名字叫：送瘟神纪念馆。 《送瘟神》是毛泽东同志于1958年7月1日晨写的一首七律。被称之为瘟神的是一种命名为血吸虫的寄生虫所致的疾病，叫血吸虫病。正是因为这种病，这首诗，及这种病在余江县的消灭，使余江县举世闻名。国内外学者到这儿来取经学习，游人到这儿来参观访问，墨客骚人为之写诗作画，讴歌赞美。于是有了电影《枯木逢春》，有了话剧《换了人间》，有了文集《春满余江》，有了一篇篇关于“血防”经验的论文，有了许许多多的身影和接踵而至的脚步。 我拾级而上，走进了送瘟神纪念馆。 那是22年前，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送瘟神二首》诗篇发表20周年，国家卫生部和江西省卫生厅拨款55万元在余江县兴建了这座宏伟的建筑。馆内陈列着历年的史料，展现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容颜和送瘟神的战斗历程。人疫之战的一根红线在我眼前飘动着。 在一张照片前，我停步凝望。 那是一张极普通的照片：画面无人，只有1张书桌、1把藤椅，书桌上是台灯、笔筒、砚台、纸张；书桌前方是一扇透明的落地大窗。窗外依稀可见几株小树含苞吐绿。照片的题目是：毛主席在这间房里写作《送瘟神二首》。 1958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那天，毛泽东同志正在杭州，他老人家素来重视报纸，素来要读当天的报纸，尤其是钟情于《人民日报》，几乎每个版面都要细看。这篇文章不在头版头条，翻开二、三版，有评论员文章：《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往下的文章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速发展》，再往下才是《第一面红旗》，副标题的字不大，却吸引住了他老人家的目光，读罢，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该多好啊……” 那夜的月光一定如流水般静静地泻在那含苞吐绿的树叶上，穿过枝丫闪闪烁烁地洒满一地。日理万机的他，处理了许许多多国事后，那篇关于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又浮出他的脑海，他一定夹着一枝烟在窗前踱步，窗外静寂，心潮难平，浮想联翩，遥望南天，他老人家会想些什么呢？仅仅是为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而高兴吗？仅仅是想到“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吗？ 惯于在深夜工作的他，会不会在那盏台灯下，摊开地图找到余江县，找到离余江县城最近，受害最重的蓝田畈呢？ 也许他从没听过蓝田畈的民谣：“蓝田畈的禾，亩田割一箩”；从没见过蓝田畈的农民的病态是：“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他深知道血吸虫病的危害。 余江县荐头村原是500多户，2200多人的大村，后来由于患了血吸虫病，家破人亡，到20世纪50年代初，只剩七八户人家，共24人，由村变成了组。马岗乌钦底村12户人家，10余年见不到尿布，听不到婴儿的哭声。县志有这样的记载：“上黄府，下黄县，乌钦底金銮殿。”可见当年乌钦底的威望和繁华。余江县受害的疫区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的有2.9万人，毁灭村庄42个。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