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下村离杨柳村卫生所还有5里地。这里凡大的自然村都有自己的村医。　　

　　仓下村有个在县里工作过的女医生，退休了，回到老家办了个诊所，打打针、换换药，收费也不高，村民自然满意。　　

　　越往山里走，越往贫穷、人稀的村里去，村医的年龄就越来越大，愿意为村民服务的村医也越来越少。　　

　　永丰县中村乡位于林华山中，那儿覆盖着原始森林，盛产毛竹，那儿以毛竹为原料的毛边纸颇负盛名。中村乡离县城100公里，与兴国、宁都县交界，记上村、梅仔坪村人口均不足1000人，居住分散，有几户人家居住在半山腰，有几户人家居住在山谷。从卫生所出诊一个来回就得一天，乘不了车，骑不了牛，只靠一双脚。　　

　　梅仔坪村卫生所有位老村医叫余元芳，进入花甲之年，按常理，他想的该是如何度过晚年，而让他最伤心的事，找不到接替他工作的人。22岁那年，村里选他当赤脚医生，这一干就是30多年。这30多年他没有得过国家的补贴，县乡领导除了检查工作外，很少有人光顾这深山老林，保健防疫工作全靠他自觉，打乙肝疫苗，发放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这儿不像城里的社区，这家挨着那户，这儿山高路陡，海拔1000余米，有座自然村在半山腰，住了9户人家，发放糖丸不能隔夜，他起早爬上山，看见几个孩子个个都吞服了糖丸，才放心下山。2003年“非典”出现，他全凭一双脚走遍全村测体温。有些人家路狭坡陡，他年纪大，担心自己摔倒，不得不用手爬行。村民居住分散，有的村舍离家远，当夜不能返回，只好借宿，山里的蚊子又大又恶，点一根蚊香驱不走，赶不散，天亮后才发现身上像撒了红芝麻一样，密密麻麻。儿子心痛，劝他算了，一把老骨头丢在深山老林里不值，坐在家里享几年清福，粗茶淡饭，总比山上山下奔波强。儿子很清楚，靠看病难以维生，一天摊不上几个病人。儿子不理解父亲这份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余元芳老人深深爱着家乡的山水。30多年来，他走遍了每家每户，哪家门是朝东朝北开，哪家接山泉水的竹管几根几长，哪家的孩子属牛属马，哪家的厕所是高是矮，他心里清清楚楚。他热爱这份工作，他老了，走不动了，这份工作不能没人做。找谁？正如儿子所言：谁也不愿意担责任、担风险，没有多少收入，年轻一点，身体好一点的人都到县城或更远的大城市打工，谁接班？他急，中村乡卫生院也急，县卫生局也急。一个村不能没有村医。中乡村卫生院是一个小卫生院，在编人员7个，4个医师，1个护士，1个妇产，1个药剂人员。总固定资产是28万，房产就占了25万，设备器材价值3万。在防疫工作繁忙时，这样一个小小的乡卫生院根本顾及不到偏僻的山村。　　

　　余元芳打起了儿子的主意。其实，早在七八年前他就有了这个想法，他劝儿子余和平就读永丰卫校，儿子还是听话的。毕业后，儿子可以留在乡镇医院，可以读井冈山医专继续深造。父亲说：再读书可以，离开梅仔坪不行。那是山区的一个冬夜，大雪封山，父子俩围着火盆促膝长谈，没有更深的道理，只是为了了结父亲那份情。在这大雪封山的日子里，村民到哪里去看病？到哪去打针？到哪里去购药？没有我们父子他们一样活得很好，有了我们，让他们活得更好。这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吗？父亲苦了一辈子，难道还要让儿子再苦一辈子吗？父亲却不是这样想的，他想到日子总会一代比一代过得好！乡镇卫生院让给别人去，争的人太多了，留在这里，村里人欢迎，多好！平儿，记住了，我们都是些不起眼的人，我们干的都是起眼的事，缺不得，漏不得，错不得……　　

　　儿子接手了，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山路上，奔走着又一个年轻的村医，他名字叫余和平。　　

　　余元芳的忧虑很有代表性，平原地区的村医年轻人还愿意去，买辆摩托车，几十里地跑跑也无所谓，山里呢？尤其是贫困的山区。还是这个乡的记上村也处在大山深处，村医温世生已过半百，他现在还可以跋山涉水，还可以走村串户，再过几年他走不动了，有没有人接班呢？　　

　　之二：爱的渗透　　

　　村医的环境、条件、自身的学术水平确定了他们干不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来。然而，我往下要讲述的两位村医却让他们服务过的村民都感受到了他们的善良、仁爱的温暖，感受到了他们的执著、真诚，一个走了，走了牵动了几千村民的心，一个仍在岗位上工作，是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的精神支柱，心中的“华佗”。　　

　　周奕林是安义县龙津镇风山村的村医，1951年生，1969年从共大医疗班毕业后一直在风山村医疗所从事医生工作。他服务的半径很大，风山村有6个自然村，还有与之相邻的湖上两个自然村和车阳镇北山3个自然村，总共有农村居民5000多人。村长都亲热地叫他周医生。2003年4月底，风山村有786名外出打工的乡亲们要返乡，测体温成了巨大的任务。开始许多人对测体温还漫不经心。5月初，余家村返乡人员突然出现发热的人，还伴有咳嗽，全村上百人惊慌不已，有的甚至准备外逃。周医生立即来到余家村，大声告诉乡亲们：“不要害怕，他的发热时间超过了最长潜伏期，可以排除‘非典’。”尽管解释再三，村民们仍忐忑不安。周医生没有多说，自己向发热者家中走去，来到病人床前，诊治用药，守候服药。深夜3点，病人体温由38.5℃下降到37.5℃。病人出现发热症状时，家里人吓跑了，左邻右舍也跑了，而周医生还守在他身旁，他望着周医生流下了热泪。　　

　　5月12日下午2点左右，车头村来电话，一个老人发热，头痛……“抗非”期间，发热病人的出现就是冲锋的信号，周医生放下饭碗，跨上一辆借来的旧摩托疾驶而去。车头村要穿过公路。就在摩托车由公路转向下坡的瞬间，一辆农用车冲向了摩托的后尾，周医生摔下了摩托，因颅脑摔伤，送到了县医院后不幸逝去。　　

　　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医死了。然而，揪动人心的情景出现了。5月16日是周医生出殡的日子。　　

　　天若有情天亦老，地若有义地亦悲。天居然下起了蒙蒙细雨。在雨中送行的有千余村民。他们中年长的已是90岁高龄，年幼的尚躺在母亲的襁褓里，他们说，周医生比亲人还亲。村医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但政府却为他献上了花圈，村委会破例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主持此次追悼会的是镇政府调研员、原副镇长陈敬友，村民们静静地站立着，追悼会一片寂静。老陈副镇长竟控制住不自己的情绪，突然跪倒在周医生的灵柩前失声痛哭起来：“周奕林同志30年如一日，不为名不为利，把人民的疾苦时刻挂在心上，把解除人民的病痛作为最大的安慰。这么高尚的医德，这么崇高的人格就是我们干部也不如啊！”这是挽词，这是评价，这是千余名村民的心声。　　

　　现场1000余名村民低声啜泣着。人群中不断有人挤到灵柩前跪拜，他们中有老人有同龄人有子辈，还有抱在怀里的婴儿。他们不是周医生的亲人，他们来自不同的乡镇、不同的村委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赶来送亲人最后一程。　　

　　周医生不是他们的儿子却比儿子还亲，周医生不是他们的父母却像父母那样爱着孩子，周医生的爱心辐射方圆十几里，周医生的关爱穿透每个村民的心。往事历历在目，事事催人泪下。喻山村的喻在水忘不了一件事：去年他76岁的母亲，上吐下泻，脸色苍白，呼吸急促。慌忙中，喻在水要把母亲抬往县城医院抢救。母亲喊道：“我要周医生。”那时周医生正在谌家村出诊，可母亲仍坚持要找周医生，喻在水只好在周医生经过的道路上等候，终于在晚上把周医生领回家。周医生一边察看病情，一边对着喻在水说：“老人快要脱水了，你立刻给她多灌盐水和糖水！药箱里没有了打点滴的药，我马上回去去拿来。”周医生自己去取药，喻在水说：“我去吧。”周医生说：“你弄不清，去会浪费时间！”他趁着月光，飞奔在山间。4公里路程花了40分钟赶了个来回，静脉注射，挂上点滴，守到天亮，老人脱离了危险。太阳出来后，他走了1个半小时才回到家。这晚的出诊和平常一样，他只收了0.93元出诊费。　　

　　山下村的喻桂莲老人，8天拉不出大便。用了很多办法也无济于事，老人肚子胀痛得不敢动弹。她女儿前来周家村寻找周医生，周奕林听后二话没说，前往山下村。老人已被大便憋得说不清话了，周医生立刻解下老人的裤子，用手指探进老人的肛门，一点一点将老人的大便往外抠，老人的大便已干结得像一颗颗羊粪蛋，坠落便盆砰砰响。忙碌了2个小时，老人终于轻松地吐了一口气，一连数十天都没有感受到的顺畅之气。　　

　　这是亲儿子能做到的事吗？　　

　　2002年的一个冬夜，已近零时，他村里一位老人突然发病，老人的儿子慌忙中拨通了周医生的电话，请求出诊。周医生二话没说，骑着那辆老二八自行车在黑夜里，颠颠簸簸，一下车，就仔细去看病人，取药打针。待老人安静地睡着后，周医生才离去，此时已近凌晨2时。老人的儿子问他多少钱，周医师说9角钱。对方觉得过意不去坚持将一张5元钱的钞票塞到他手中，但周医生还是坚持找回了4元1角钱。　　

　　他的一个老病友告诉我：“治疗费是2.8元，你给他3元，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回2角；如果是3.2元，你没有2角，他就会说算了，周医生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每次出诊都会带上一个装零钞的塑料袋，以便随时找零，他绝不会多收1分钱。”　　

　　对待病人他花钱却又是另一回事：1997年冬季的一个晚上，老基村村民彭莲香4岁的儿子突然高烧40℃，她急匆匆地抱着孩子敲开了周医生家的门。周医生一看，孩子脸庞胭红，嘴唇微紫，哭声嘶哑低沉，急了：“赶快送县医院！”彭莲香一听，顿时全身瘫软。周医生二话没说，一把抱过孩子，朝县医院奔去。到了县医院，彭莲香身上只有20元，周医生立即掏出200元，挂号、抢救，孩子得救了。　　

　　像许多村卫生所一样，诊所都设在医生自己家中的厅堂里。周医生家是一幢2层楼的旧房，门口挂着风山村卫生所的木质牌子，因钱不够，当年盖房时只盖了一层，第二层还是大儿子打工攒了钱后加盖的，是儿子的新房。他家房前堆放着晒干的油菜秸，这是用来烧火做饭的，如今用土灶烧柴的人家已不多了。　　

　　走进周家，里面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走进他的医务室，四壁没有挂一面锦旗，周医生不兴这个，他从来不让乡亲们破费，他对自己十二分地勤俭。他一年四季穿一套中山装和一双解放鞋，说来让人难以相信，直到3年前，他才改变了打赤脚的习惯，穿上解放鞋。2000年前，他总是光脚板出诊，村里人也认死他这个赤脚医生，是打赤脚的。　　

　　那是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从距家10多里远的谌家村出诊回家，赤脚在山路上行走时被毒蛇咬了一口，脚肿得好大，半个多月都是爱人背着药箱搀扶着他去出诊。他脚伤好了后，爱人再也不许他打赤脚，从此，他就与解放鞋结下了缘，一年四季都是一双解放鞋，烂了也舍不得仍掉，补补又能再穿。　　

　　在他家我看见了保存完好的一册册防“非典”体温登记本，用的是小学生作文本。从乡卫生院、村长开始布置工作那天起，到他去世前，即5月11日，本子上详细地记录了每个家庭每个成员的体温状况。那工作的认真仔细跃然纸上，令人感动。让我感动的还有他家人的情怀。那辆旧摩托车撞坏了，乡亲们多次提出帮他们家推去修理，他妻子就是不肯，丧事办完后妻子自己却又悄悄把摩托推走进了修理站，自己花钱去修。周医生有一儿一女在外打工，周医生死后，村里人立刻打电话叫他俩回家。兄妹俩含悲忍泪地说：预防“非典”，要减少人员流动，外出人员不能回乡，如果回来了，父亲在九泉之下一定会责骂。老三周建华是他4个子女中最会读书的一个。原本老三是准备考高中读大学的，但周医生却希望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继续为村民服务，能为乡亲们解除病痛，他对儿子说，这比考上大学还有意义。在父亲的再三劝说下，老三最终放弃了上大学。　　

　　“父亲6岁开始没了娘，一生吃够了苦，是党和政府送他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医，才有了希望，他做的一切都是在报恩啊！我决心接下父亲的重担，继续沿着他的脚步前进，为村民贡献一生。”有这样的父亲就有这样的儿女。　　

　　如果说，我在追悼会上感受到了周医生留给人间的温暖，那么，我在他家中品味了人世间的真情。如果说我从周医生的遗物中看到了他的贫穷，那么我从他的儿女身上看到了他遗产的富有。周医生死后我想找一张他的生活照或工作照都没有可能，他生前非常节俭，连照片也舍不得多照一张，这是要花钱的，这次换身份证的照片竟成了他的遗照。这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村医，他的名字不会也不可能载入史册，他的名字却永远会留在风山村每个村民的心中，他对风山村农民的爱将会渗透几代人，将会辐射几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