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朝鲜学习中国是如此彻底，以致于它和中国的唯一区别是它比中国更顽固地坚持从中国学来的一切教条。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学习宋朝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李朝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考试与其说是选择官员，不如说是选拔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中举者擅长的只是四书五经中的道德教条，这些伦理教条对社会发展无益，对统治阶级却十分有用。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样，不断陷入权臣、太后、外戚、太监们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李朝的官场和明朝一样腐败。人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官前拼命跑官买官，当了官后拼命搜刮。官场腐败一直蔓延到监狱。　　

　　连朋党斗争都学得惟妙惟肖。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象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16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