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就是因为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多么的相似，以至韩国就像是一个复制过去的小型的中国；也恰恰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遇到的事情几乎已经被韩国所遭遇，所以它的发展经验为中国的学习借鉴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逻辑。这种视角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的相似超过了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在儒家文化的覆盖圈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信守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其古制近乎一种儒家文化的“原教旨主义”。但也恰恰是因为对这种未遭到多大的政治玷污和经济解构的传统的坚持，韩国人表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水平。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倒在大街上，那么围观上来的大多数人只是看热闹的看客，而在韩国则只可能是施救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的“破四旧”，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虽然仍然有“新儒家”在苦苦支撑，但传统文化可以说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无信仰而逐实利的中国人自然也随着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起舞。这使得中国成为一盘散沙，就像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团体，人人各怀鬼胎。诚信和社会公德，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缺失影响到了反腐、教育、“三农”等问题，并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雪上加霜。　　

　　韩国的成功模式是西方民主政体、经济制度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这点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恰恰相反，儒家文化已支离破碎，而西方民主政体尚无踪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在极权政治的介入下，权力资本粉碎了经济民主的可能。因此，腐败除了人的道德素质外，制度承担了主要的责任，而民主政治的缺失正是中国的不幸。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双重缺失的背景中，对一个国家发展基础的忽视给中国的未来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建立在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人群的“群集”上，而中国在“义务教育”口号下出现的“希望工程”和官员巨额的吃喝花销以及贪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教育产业化”中，对社会上层的结构的变相垄断更导致中国社会结构更深一层的断裂。而反观韩国解决农村问题的举措，我们确实应该羞愧。我们对特权思想的崇奉，对社会不公的容忍令人吃惊。当韩国的农村问题尚不构成一个大的问题时，它立即启动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使城乡之间缩小到可以忍受的差距。而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榨吸即使积累到孕育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仍然无法阻止它的惯性。　　

　　因此，如果要问我们比韩国缺少什么，那么我们缺少很多，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我们比他们更缺少血性。我们没有他们敬业。在他们面前，我们简直没有社会公德。他们比我们更有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在张宏杰的笔下，从厕所也能看出问题：当我们的厕所正恶臭熏天时，他们已经让厕所干干净净，甚至香气扑鼻。从一个厕所固然不能说就反映一切，但它毕竟可以折射出许多东西。当我们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时，我们必须承认，宇宙已经巨变，许多曾经存在的东西都已经灰飞烟灭。当一个世纪前韩国人看到中国的厕所都要赞美一通而现在的中国人看到韩国厕所同样如法炮制时，时空和对象已经移位。这个时候，学习，既不自卑也不盲目崇拜是最为理性的。自负只是一种意淫，自卑则是一种自毁。当韩人都要“抢注”端午节时，我们怎么还能醉眼朦胧，不辨东西呢？我们只能搜寻一下我们拥有什么东西，打落了什么东西，而又该学习什么东西。而这本书也正如作者所说，其“借鉴”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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