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意识形态，它在各种意识形态中，最容易实现国家动员，使一个民族卷入集体的狂热之中，完全忘却别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希特勒赖以发动德国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是这种力量，也是把民族主义从简单的情绪变成一种理论言说的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生前所最担心的事。在韦伯看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往往是盲目的、幼稚的，易于被某种政治动机所利用，所以他始终呼吁德国成长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也刚好是因为此，在19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式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文化现象的时候，已经避居香港好几年了的甘阳重新提出了韦伯的观点：政治成熟。只可惜，“政治成熟”迄今在中国不但没有丝毫进步，而且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　　

　　虽然张先生对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所做的比较只占全书的一节，然而，综观全书，不难发现，为张先生所赞叹的那些韩国人的优秀之处几乎都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比起韩国来，中国人是显得狭隘，不团结，自私自利，然而，也正是因此，中国人才显得比韩国人更符号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中庸的要求的。　　

　　这样，我们似乎也跟着张先生到了全书的曲终奏雅之处：国民性。　　

　　张先生说，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因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毛病”并不可怕。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但是，如果我们非得坚持“中国特色”的诊断，采取“中国特色”的疗法，只在家里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么“猪肉炖大枣”、“糖水熬白梨”之类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险了。　　

　　换句话说，张先生延续了五四那一代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基本信念，即国民性是可以通过文化启蒙实现改造的。然而，朱学勤多次提到，正是这种信念导致了“文革”的发生。“文革”之所以为“文化大革命”，就在于它本身最重要的一点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即完成五四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同样背负着启蒙的潜意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张先生与朱先生得出的结论却是如此之不同。　　

　　在书中，张先生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然而，忧患意识过于强烈的人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了，以为自己所知道的是别人所不具备的，所以就总是试图以一种未免谵妄的启蒙者的姿态教导其他人。而这一点早在鲁迅那里就已经开始反思了，夏榆的死不仅没有完成启蒙的任务，而且成了被启蒙者们的“血馒头”。　　

　　为什么会这样？当五四过去已经80多年，新启蒙运动也已过去20多年了的时候，我们是该认真地重新思考康德的那个问题了：什么是启蒙？　　

　　（310006　杭州市浣纱路159号　武孝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