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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首页>>> 书屋首页>>> 返回书目>>>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三节 叛乱与和平(10)

  也见于本书pp.80-84。  

  《吕氏春秋》,1,5:10,参见R·Wilhelm(6),11。  

  《吕氏春秋》,1,5:11,参见R·Wilhelm(6),11-12。  

  《吕氏春秋》,1,5:11,参见R·Wilhelm(6),12。  

  《道德经》,5:3,参见R·Wilhelm(4),147-148。  

  《吕氏春秋》,1,5:10,参见R·Wilhelm(6),11。  

  参见Stein(1),42。  

  《吕氏春秋》,1,4:8,参见R·Wilhelm(6),8-9。  

  Fu Lo-Shu(傅洛叔,音),72-73。  

  参见Pokora(鲍格洛)(1)。  

  《庄子》,13:211,参见Legge(4),385;R·Wilhelm(4),99;Watson(2),147。第113章这个部分相当有意思,因为它代表了与儒家的《大学》对立的观点,见本书p.70及p.210-211。“太平”最后不会从“格物”中产生,而是出现在“明天”,如对大自然的了解。在整个术语上,这个部分明显地表现了从潜在的儒家向道家的转变。  

  《史记》,6:125a,参见Chavannes(1),2:189。  

  《史记》,6:121a,十分奇怪的是“太”也就意味着“平”,这也是《易经》第十一章题目的意义,参见R·Wilhelm(1),1:34-38。  

  引据宋儒赵令畴《侯鲭录》,1:116.参见Eichhorn(1),120。  

  王充用其著作的一整个章节(《论衡·试应篇》,17:171-174,参见Forke[5]2:315-316)来反对对“太平”国家的过度谶纬的描写。这一章的一开始,他就列出了所有的传统主题,据说它们与太平时代相互联系:神奇自然现象如红草、扁草、扇形草、甜露、酒泉;珍稀动物如黄龙、犀牛、凤凰举目可见,明星在天空运行。与之相配,山峦制造了马车,湖泊与舟船,风调雨顺,耕者有其田,路不迷途,男女各行其道,同种货物同种价格。白发者不再负担重物,门与桥梁不用关闭,人们也不知盗贼、抢劫为何物。关于这个问题,见本书pp.59、70,79-80以及pp.122-123。  

  参见Eichhorn(1),121。  

  关于黄巾军起义,见Michaud(米肖)(L);Levy(李豪伟)(1),(2);Vincent Shih(施友忠)(2),338-342。  

  陆贾所云参见《史记》,97:989a。  

  参见Eberhard(2),2:343-441。  

  参见Eichhorn(1),126-129;(2)303-307;(6)471。  

  参见Harrison(哈里森)146-147(L)以及Hsiung Techi(熊得志)、Jung Sheng(荣升)、Wan shengnan(万胜男)、Yu Sungch’ing(余送清),也参见Obuchi(小渊)(2)及Yoshiolca(吉冈)(2)。  

  Eichhorn(1),135。  

  《太平经》,126-130。  

  参见Bauer(4)。  

  关于姜公(吕尚)的军事生涯,我所知道他是传说中周代建之初的帅,是道—法模式的理想人物。人们也可把他理解为与儒家理想人物周公相对应的人。周公的美德经常被人们强调。正唯如此,太公在道家与法家都具有重要作用,就像《韩非子》一样。关于道家、法家的尚武精神及其内在关联见本书pp.61-63,pp.226,229-230,232。  

  参见Seidel译本(1),121-128。  

  Seidel(1),122-124。  

  参见Masdpero(2),176-177(L)。关于老子的各种化身(变)从文本到文本都有所不同,着重参阅Seidel(1),58-69,92-105(L)。关于老子在周代以后的“现身”在有关的许多传说中也有所不同,见Dor(杜瑞),18:94。  

  《太平经》,1-3。  

  参见Seidel(2),231。  

  参见Eichhorn(1),138。对“种民”这一表述有部分偏差,见Stein(1),26(L)。  

  参见Fukui Kojun(福井弘顺)(1),22;Eichhorn(2),326。  

  见本书,pp107-109。  

  参见Fukui Kojun(1),23。  

  参见Eichhorn(6),476。  

  参见Eichhorn(5),337。  

  参见Eichhorn(5),340,350;(6),468。在十二世纪,这些类似的故事其结局就像盗版印刷一样多有雷同,如杨么起义的结局。见Sievers(塞尔弗),40-41。  

  关于“农民起义”、“秘密社会”以及“造反意识”的进一步研究,中国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就开始了。在日本,在二战末期开始(见Obuchi[1]、[2];Kubo Noritada(窪德忠)。在上一个十年,西方也开始了(见Chesneaux[夏诺][1]、[2],Chu Yungdeh[朱荣德])。其背后的目的,既是明显的也是隐含的,都是要努力发现中国非儒家的传统,这种非儒思想可以在一个“新”的意识与中国过去沿袭至今的意识形态间建立一种持续的联系。  

  参见Eichhorn(2),302。第三章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

创建时间:200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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