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显然，在他们的起源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反映论中，以及后来不时产生的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狂热习惯中，我们听到了董仲舒循环论教条的回音，尽管它们并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尽头。“质”与“文”在某些时代是可以变通的，例如这一观念为从广泛观察而来的儒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和平时代总是在非常强暴的、可以由人发挥想像力的短命时代之后来临，如汉之前是秦，唐以前是隋朝，宋以前是后周，明以前也是如此。新王朝初建时与旧王朝有重叠时期，与后来“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朝代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偶而，处在这两个王朝交迭朝时，往往异族的统治和破坏处于其间，这也许可称为“混乱”的时代，因而，于此不难重新发现传统“三代”的循环论图式。因而哲学家冯友兰通过举出现代的例证力图来复活董仲舒的黑、白、红色彩系列。在他1948年用英文写就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中，下引的说法背离了他的意旨。紧接着他用这样的语句(“当然，这只是巧合”)试图与文章整体协调，很显然，他并不认为这一思想会流于无法表达：“在现代社会里这是有趣的：色彩也被用来代表不同的社会体制，正如董仲舒的‘三代’时期，因而，根据他的理论，我们可以说法西斯代表黑色统治，资本主义代表白色统治，而社会主义则代表红色统治。”　　

　　照耀着地平线上的遥远的曙光，1912-1949年的民国它伟大的终极目的仍是被康有为重新发现的“大同”年代这一观念。悲惨的是，此刻这一观念作为人们的理想已经过时。毫无疑问，它对“国父”孙中山的著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还使之出现于今天台湾歌唱的民国颂歌中。甚至在人民共和国时期，它也成为了深植于中国人思想中企盼社会学家救赎的象征，且从未消失，如在出版于1959年题目为《中国大同思想资料》一书的导引中(此书是一本关于初期乌托邦思想的选集)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导引中编者说明，决定不使用通行的外来词“乌托”一词翻译“乌托邦”的几点理由，因为从两方面来看，乌托邦都是一个极好的译法，它不仅表音而且表达了概念的内涵(即无基础之物)。确实，他们选择了“大同”作为理想，而且指出“大同观”为中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驱们及团体很好地运用。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曾一度试图融合新旧的人后来为此而受到了批评。然而这样的努力于那些并不信仰“历史起源与目的”而更信仰一切是从历史中沿袭下来的人看来，是相互可以理解的，而千百年来人们从未试图领悟到这一点。因而在所有新的，外国历史哲学与旧的哲学之间建立联系就并不令人惊讶了，建立这种联系往往是无意识的、隐密的，正如冯友兰那样的欣然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