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目的论思想的开始和“大一统”观念　　

　　由董仲舒引进的诸种循环，其特性是引人注目的，即所有这些循环在周朝末年就开始产生一个新的变革(在所有诸种循环中没有多大关联的九阶循环例外)。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尽管在看最后一个循环时，我们发现了后人毋庸置疑的评价：“三正以黑统初，”但仍没有所谓的确切的起始时间。自然，这并非偶然，但它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每一新的东西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旧的东西。这一观点与这种感觉共存，那就是：有些时期对新事物而不是其他事物的创造欲是十分强烈的。从一个循环的终端返回到它的始端这一跳跃显然比单一循环内部变化深刻得多。似乎是巧合，周朝末年正与大量的循环之末相合，这就使得对巨变进行表面上的科学阐释成为可能。但这种循环论也包含了第一颗缺乏历史循环感的种子。如果无意识地承认个体循环经历某种“压制”，那么当循环论受限制时，伴随着受压制的早已准备好了的核心向着历史运动，这时循环论将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对董仲舒而言，孔子生活的年代周朝正走向一个具有阴影的存在，因而也被认为到达了其时代末日，这个时代与汉朝已不能相提并论。汉朝压制的核心已与周代不同。周代因而被重新定格为全部事件的转折点。尽管这并不是由董仲舒而是由后来从属于董仲舒传统的哲学家们认可的，但这一倾向在《春秋繁露》中已初露，董仲舒认为在《春秋》中孔子把这些时期划分为“三等”，其中每一等，都有三、四、五代君主统治，他还意识到要对每个时代进行不同的表述：　　

　　78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於所见，微其辞，於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曰，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　　

　　据这一理论，在孔子面前流淌的历史，孔子对它们的描述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是历史距描述者久远而造成的，这样似乎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不仅由于孔子的描述而不同，而且在事实上也有本质的不同，但此观点在董仲舒身上并未体现出来，只隐约提到孔子是“无冕之王”，世界遗弃了他，这正如孟子所记载，他通过写对君主们有威胁的《春秋》而统率了知识阶层。《春秋》从鲁国太子婴即位时间写起，碰巧这个时间与夏朝选择即位的时间一致。据“三始”(三个开始)的循环理论，这仅意味着在公元前722年，夏—商—周的循环完成后，在鲁国一个黑色年代开始了，它发出了在知识界孔子将出现的信号。董仲舒把汉朝设想为是偏重儒学的、日臻完美的、以《春秋》为前导的儒学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在经过了长期的精神准备后，儒教关注新时代的原则最终被知识界所认识。　　

　　董仲舒的循环论除了有一些夸饰而外，在其最后的发展中并没为一个设想中的天堂留下空间。迄今为止，与其他社会与人类的理想观相比不同的是，按照董仲舒的观点，在这一领域，不断变动的无情的法律占据主导。然而，在其著作中也有一个描绘得相当生动的理想世界。尽管品德统治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就如季节的经常轮转一样，然而它也提供了能不断适应变化的东西。这就使理想世界经常可能会有小小的变动，尽管处于变代中仍具有内在稳定性。在董仲舒的天堂世界里，另一个新的因素是大自然成为幸福乐土的一部分。我们徒然地发现了儒法模式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在道家模式中自然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使人都消失了。在董仲舒的天堂里，自然事物和人的世界以一种复杂的机制取得了一种内在的关联，对其进行探索是董仲舒一生的努力。在人与自然两个领域间建立一种平衡而且使天、地、人三者的行动协调一致，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创造“超自然”的氛围。至于在道家的理想世界里，人与风、雨、植物、动物保持亲密的接触，相较而言所不同的是这种接触融入了人类高尚的道德。在严酷的法的机制上，它与法家的理想世界相似，正如事实所云；但这些法并不代表凌驾人类的价值，恰恰相反，人类在天与地、心与物之间处于一种中庸地位。尤其作为皇帝和国王，他的手中掌握着整个国家幸福的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