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循环论业已被用于对时代的记载。正如四季的轮回所显示的循环景象使所有的历法从此产生。尤其是中国人的六十进位的循环是从十进制与十二进制的结合发展而来，前者说起来是在人手指数目基础上发展而来，后者则建立在最基本的习俗所认为的月份数目基础上，它经常使用在诸如日期的命名上，这已在那些玄奥难解的甲骨上发现。同样，五行的划分(金、木、水、火、土)以及它们产生的轮转循环，在每次轮转循环中有一种占主导因素，且伴随着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这在汉初以前就存在了。据说它们的发明者是哲人邹衍(公元前三世纪)⑤。自然，人们也知道其他的循环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诸如白昼与黑夜，一年四季的轮回流转，当然还有生与死的往复。而只有在汉代，这些循环和历史分期之间发生联系才成为可能。事实是人们关于时间的经验，尤其是对于未来的态度基本改变了。历史不仅可能而且有必要按照某种图式重复，这种图式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当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探索未来的分支学科时几乎就已被人们接受了。(正如此前曾经发生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是在商朝时。)人们努力去发现某个历史时期从而使之与理论所提供的每个模式相符，而且人们也试图发现历史记载着的某种现象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同时，这些现象被搜寻出来从而对它进行合适的评价，于是它们又被用来去预测未来的事件⑥。　　

　　73在关于上天旨意的学说中，总是存在着某种现象，这种现象被理解为一个朝代行将繁荣或衰落的迹象，但它们约束了统治者某些好的或坏的行为，人们相信这些行为也是上天注定的，法令的更易与保留亦复如是；或者，人们激化了国家令人失望之处因而导致朝代衰微。但在汉代，一种特殊的无声的上天话语正开始被人们倾听，它不再倾向于用人们的日常语言来表述自己，不再表达它要求革命的权利，就像孟子那样。它用的是大自然的语言。史书上突然增多了许多天空和大地上奇异现象的记载，这些奇异的现象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通常意味着要对统治者进行鼓励或劝诫。当然，在较早的编年史中也早就记载了彗星、地震、山崩、冰雹、风暴以及类似事件。同样的，给人一种模糊感觉的就是至少古代存在的这些自然现象有更为深刻的意味，所谓的新就是它们系统化的产物，尤其指的是：它们不仅是上天对统治者统治方式的反应，而且经常忽略了道德的暗示。事实是，他们经由某种迹象宣称一个新的朝代命定地要在不同与前的五德之一主宰下统治国家。统治者(整体上来说是人类)不再完全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即使当他的行为成为典范时，他的时代也会衰竭，也许会结束。历史的发展不再因循人们的法律，而是依从于自然的法则。　　

　　此再认识并非由自身完成而是被操纵的，至少应用在个案上是如此。因为就像在商代，神秘的祭师(巫)在解释玄奥难懂的现象时参与了政治事务，因而他们同样可能跻身于负责记录各种自然征兆的宫廷官员的阶层。在他们中有占星家和称做“史”的制定历法者，在周代，他们渐渐把自己推进了一个处于前景的地位，执行着双重功能，像史家一样活跃。今天，“史”这个词首先意味着“历史”或“史家”。他们对各种征兆进行解释，但这些预示恶兆的天文现象迄今已被核实，许多记录都已被证实有误差或与事实不符。尽管史书中记载了这些现象，但记载中，如史书中提到的许多彗星根本不可能存在⑦。　　

　　这个学说如何改变了历史感，如何在历史变动的过程中深刻地与统治者的决定与前人有关自然力的诸成果之间保持平衡，都可以在编年表上的朝代年号上看出。在年号以及用自然现象为一个人自身行为苦苦寻找合理依据这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上溯至汉朝第三个皇帝文帝(前179-前156在位)，统治者即位纪年就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结合在一起了，这些年份是从前往后数的(即某皇帝即位的第几年)。但在公元前163年，第一次用朝代年号纪年(“后元”即后来但又是最初的开始之意)，用皇帝即位年号作为纪年的基础(即“……某年号的第几年”)。公元1368年，明朝(1386-1644年)建立之年显然发生了政治气候的变化。从内因而言，宋朝时就为这种变化做好了准备；外在而言，其变化动力来自蒙古王朝。1368年之前，年号的更改要依据许多判断准则而行(而自然征兆仍是其中最重要的)。有时，在同一个皇帝的统治期间反复更换年号(甚而达到十四次之多)，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每次变动确实有某种含义，但这并不是惟一的有意义的断代(在这个皇帝死后，其年号也不再保留)。然而，不管怎样，1368年以后，朝代的年号只有当一个新皇帝登基时才变易。实际上这又等于回到了过去的古老编年方法。这种编年体制一直实行到1911年帝制被废。不管怎样，共和国还是定出了自己的年号，这一方法在体制上没有变化(“民国”、“国民的国家”、“共和国”)，一直沿用到1949年，足以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大陆并没有新的年号来取代它，而是引进了西方的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