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家来说，这样一个共同体内的成员正行走在成为“真人”的道路上，解除了人类的所有牵挂，只是因为他们是“前人类”的存在。换种方式来说，他们还未品尝知识之果。《庄子》一书里也是如此，恰是这种知识的缺乏给了他们超自然的能力。不过这力量只能从无法伪造的自然中获取，他们之所以能完全分享这种力量，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将自己隔绝于自然：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倏然而往，倏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益而莫知其极。　　

　　36由此看来，“真人”所经历的快乐并不是感情的激流。它以一种平静的平衡表达出来。即便是火热严寒都被削弱成适合的温度，更不用说四季流转了。《庄子》里另一个段落就毫不含糊地表示“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最让人惊讶的也许是真人所言的面对死亡时的漠然，特别是当我们想到养生修炼是道教最古老的根基之一时。然而这种矛盾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到解答。因为在此，绝对相反的两极常常比乍一眼见时靠近得多，当提升到更高一个层面时，它们会瓦解并成为整一。　　

　　道家提论的预设和儒墨观点的前提之间的区别，毫无疑问源自于他们对一个中心概念“生命”的解释分歧。有趣的是，它从来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中国的语言早就清楚地区分了生命的两个层面。在所有西方语言中，“生命”(life)这个词由两个概念组成，它们是惊人的不同的：生命作为一种力量凝聚了一切“活着”之物，即所有不仅运动着的而且可以变形的东西。第二个方面，生命也是一种个体的“体验”，体验着不管是命运还是个人意愿最后所决定的时间长度。同样的，这是人所独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个人不仅生活在此时此刻，也可以运用他的记忆将单独的事件整合起来并赋予它们意义。当然他还可以常常质询它们是否有意义。可以试问，这种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概念性连接，是否并不是哲学思想诞生之前语言所做出主要的决定之一，也许这就解释了西方思想中的个人性。但是无论如何，生命这个概念毫无疑问地结合起两个从中国眼光来看是根本不同、毫无联系的因素。学者傅斯年(1896-1950年)在1938年出的一本书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就是典型的例子。关于“生命”的两个中国概念第一次在研究中并置，追溯了它们的语源学来源，考察了它们在哲学著作中的不同含义。这本书不仅阐明这两个概念本身，也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它们显然是相关的术语。　　

　　37“生命”由“生”和“命”两个字组成，“命”这个字的古老字形显示出在某种像屋顶一样的东西下，一个人跪在一个“口”的边上。这带着某种祭仪的性质(“屋顶”也可以解释成“钟”)。“命”的含义相当复杂。首先，它表示“命令”。从这点而来，它也意味着“授权”(比如说，上天授权给每个朝代，它是每个朝代建立其权力的基础，如前文所言)。另外，“命”一方面表示“命名”，另一面又指示“命运”、“生命”。在“名”(“个人名字”)和“命”(“命名”)两个字之间有着清楚的字形和语音上的关联。“名”这个字的古老字形只比“命”少一个“屋顶”。“令”(命令)这个字的字形和字符所指示的含义也与“命”有着关联。在“令”的书写形式中，“屋顶”被保留了，“口”却消失了。在古老的象形文字中，它能和“命”假借使用，而且很可能是语音相关的缘故。同样，“命”和“鸣”(呼叫)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语音上的关联，但“鸣”这个字却是由完全不同的符号表示出来(由“口”和“鸟”组成)。因此，命，“生命”，最初意味着由天命决定的生活。神派定了人的名，也强定了人的命。所以，最初并没有道德差别、而是有神赐能力差别的生命这种形式，是儒家知识的领域。对儒家来说，“命”就是“道”，是上天指派给人使命，上天给了人生命，人就必须通过有意识地完成他在人类生活中的那份工作来尽可能地顺应天命。就像上天的每一个指令一样，生命这个概念也有着明确的目标，并且也有着非常严格的时间层面：在上天赐予人生命的有限时段内，他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必须反复地比较什么是已经完成的，什么是尚需完成的，他必须不间断地“致知”(这是不断反复出现的词汇)以求达到这个目标。在儒教的所有基本特色里，它对学习的强调，它对历史的爱好，都源自于这种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