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和第一个社会乌托邦　　

　　如果能够相信孔子言论的真实性——而且假设它们在孔子言说挫折的时候最为真实——孔子一生的最后岁月充满了对自己政治影响之稀微的深深失望。他最喜爱弟子颜回，甚至也许有时候希望能把他培养成未来的君王，但他年纪轻轻就死了，死的时候孔子哀叹“天丧予”，这句忧郁的短语，显出悲伤的语气，在孔子最后时光的表述里，屡屡回荡着。事实上，孔子学说的直接政治影响是很小的，然而，终其一生并不足以衡量其传至未来的间接影响力之深度。孔子最著名的继承者是孟子，他把自己看成是将孔子思想开花结果的人，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只有靠孟子，孔教才贴上了政治标签。比起自己崇敬的典范——孔子，孟子要严肃沉着得多。他采纳了——或者也许是建立了——世界拯救者周期性归来的传说。孟子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直接宣称这个角色就是自己，因为时机早已成熟，他要在从属的附加条件中消除这种时间的不一致。他通过以下学说强化了这个传统：即世界具有节奏地循环进行自我净化。“天下之生久矣；”他说，“一治一乱。”这句话充满着孟子对“性善”的坚定信仰，这种性善论不论是对普遍事物而言，还是对特别的人之本性而言，都是如此。这也同样说明了他对“民”的尊重。通过详述那优雅而精确的短语“天不言”，他将此体现为真正的“上天之声”，比君王更有价值，甚至也比自然之神更有价值。因为，对他来说，只有人民才能请求和决定一个王朝需不需要“托管”。新的统治者在他能坐上其位前，必须同时给上天和人民“过目”。因此，每个理想统治的前提是，君与民以“同样方式”享有一切。于是，孟子一有机会就描述这种统治的形式，而且举出了古代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24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在这样一种统治下，很自然人民不可能变得无礼，而且也产生了造福一切的安宁康乐：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从儒家意义上看，以上对一个国家的理想化功能，描写得相当细致。这是种清醒冷静的认识，不可能期望孔子会说出同样的话。孟子反复说明什么是“井田制”，将之作为人民和统治者之间作物公平分配的关键。井田制因汉字“井”而得名，它的中心理念是，将天下分成一组一组的网状土地。每一组包括九块田，其中八块每块满足一个家庭(私田)，而在中心的第九块，是大家给君王及国家耕种(公田)。孟子这么描述这种井田制：　　

　　25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从这些论述中，并不能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个系统究竟是由孟子作为一种统治计划而发明的，还是过去或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实际范式？井田制的管理模式是典型的中国现象。虽然这种形式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但其想法本身对中国所有的理想政体概念之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也许恰恰是因为它的陈述语气是那么冷静理智吧。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甚至这以后，当现代的社会政治理念变得深具影响时，东亚和一些西方学者对井田制的历史真实性争论不休。他们的讨论使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诞生了一个特殊的学术分支。当然，井田制的问题并没有最终得到解释，但争论的确揭示了那些关注普遍意义上的理想政体的作者们的各种主观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