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产生的几乎所有世界观中，与过去保持和谐一致的那种重要性广为人知。但是，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含义却仍然没有被充分理解。很显然，其所扮演的角色和西方思想里的那种尚古——最显著的是在沙漏这种形象中——完全不同，它形成一种和未来的关联，而且永远和被压缩的、集于一点的“现在”相连。在中国，过去就像是现在的拓展；它几乎总是构成了某种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将此时此世作为自己筹码的思想彼此冲突着。在这意义上，过去实际上就是现在。相形之下，未来多少显得不那么重要。它仅是不存在的东西，这不是在“无”（non-being）那层意义上——“无”之中可以诞生出令人吃惊的新生事物；而是在以下这层意义上：未来是非时间范畴的原始图像之尚未完成的复制品，其理想模式一开始就为人所知。不仅儒家如此认为，就是大多数中国思想家都认为他们的基本工作是要负责将“新世界”尽可能地类似于这种原始模式。于是，在一个更为动态的思想形式中——此思想形式构成了每次争论每次决定的诉求——的东西，即过去和现在的根本分离，被令人满意地因此消除了。过去和现在都在唯一的现在中坍塌，这个现在从一个点扩展到广大的面。即便幸福坐落于最遥远的过去，它也不会因此离开人类努力的领域。它虽然没有正好就在此世，但它仍然可以获得。　　

　　也许这就能解释中国人的勤奋、刻苦以及常常受到赞扬的勤勉，这些品质在极为清醒的、甚至有些做作的道家无为圣人身上也能体现出来。然而，单纯等待幸福回归在中国并不常见，对通过从此世突然转变成天堂——像从未见过的彗星在炫目光彩中闪现——而获得拯救的等待，就更为罕见。这也许就是中国和俄国之间一个决定性的差别，虽然两者如今在许多方面既是地理上的邻居，也是精神上的毗邻。它们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哲学思想同样经历了救世主思想：不仅在许多宗教团体热情地期待救世主来临的例子里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龚伽洛夫的《奥布罗莫夫》里也是如此。和中国思想相冲撞的西方世界观——尽管西方的各种世界观也差异重重，但几乎全是指向未来的——在中国所引起的震惊是最厉害的。相当明显地内在于这些世界观中的那巨大的爆炸力、动态的力量，通过西方的技术和军事优势大量地展示自身，让中国无从招架。中国不得不调整自身适应这种新观念，即未来属于那些通过自己努力达到目标的人。然而，不管中国因此真正接受了西方关于时间和历史进程的观念，还是如果不修正思想体系，过去和未来就根本没有挪动位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在中国，“过去”和“未来”，以及“进程”、“历史”这些概念的含义跟西方体系中的根本不同。　　

　　这种反思表明，如果没有搞清那些总是必须的、而且永远会反映出来的时空背景，想要得知——即便是大致接近于——一个人关于幸福的观念，也是事实上不可能的。这对中国来说尤其确切，他们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警觉和清醒，从时空的最原始处来感知它们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当然，问题的复杂性便加深到如此一种程度，以至于它本身都变得荒谬。因为印刷术发明很早（在一千多年以前），所以难以相信的丰富的中国文学也因此得以很好地保存。从文学上来说，有数千个和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相关的文本可以提及。虽然确实有许多这样的作品，但其中大多数不过是对原始经典的不知疲倦地重复引用，不过如果相信旧酒装进新瓶后还是旧酒，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反过来，不管什么时候一种意识形态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就像儒教在过去800年里那样，最重要的思潮总是出现在经学中。它们作为一种模仿躲在后面，很难发现，因为第一眼看上去，它们只是在重复以前一直在陈明的东西。这对那些不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外来者来说尤其如此。在那些外来者的环境中，思维追逐着探究的单一线条，因此缺少感知由一个词所引起的细微变化的能力，这细微变化在经典里是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