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成性的日军在北疃村除了往地道释放毒气毒杀群众外，还在地面上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没有战死的被俘虏了。男的被杀，女的被奸污，有的被拉去奸污四五次，甚至连十几岁的少女和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难以幸免。有些中毒较轻者，爬出地道外，结果不是被枪杀，就是被绑在树上剖腹而死。５月２８日，敌人走后定县县长李守真和县议长吕丁儒到北疃村进行善后工作，目睹了日本法西斯强盗洗劫后的惨状。北疃街头到处都是被杀害者的尸体。在南北街上倒下尸体５０具，李家坟地里有尸体７０具，李家街上有尸体２５０余具，村东北冯香云、王之恒家之井台上有尸体９０多具，李洛敏家院子里被刺死２９人。朱根德家土井里被砍掉头颅的有１６人。死难者有的双拳紧握，怒目而视；伏卧者两脚踢地，双手刨起一堆泥土；有的满面怒容，肠胃露于腹外；有的血肉模糊死在血泊之中。朱根德家院子里，一青年被日军用轱辘将其头颅砸烂，脑浆迸流。青年妇女李朱儿赤身裸体坐于墙角，两腿分开头部倒向胸前而死。本村宋洛先新娶儿媳王白女，年２０岁，跪伏于阎贵福之门口死去。李洛信被烧得焦头烂额，又被投到井中。　　

　　有很多从地道里逃出的人，被绑押到李家街路西的李洛敏家里去，交给袖上戴红布的鬼子。这就是当时所谓杀人不眨眼的“红部”。一天的工夫抓来几十人，日本鬼子把这些老百姓集中在两间小屋里，门关得紧紧的。这些老百姓在那间小屋里挤得喘不过气来，有的发烧，将自己的衣服脱光，有的喘息不止，鼻涕眼泪齐流，日本鬼子一口水也不给人们喝。其中有一个因中毒过重，神经错乱，口渴难忍，便推开小门，跪在院子里大声喊叫：“渴死人了，给点水喝吧！”房上站岗的鬼子，立即用三八枪将其击毙。这样一夜之间就死去了１２人。　　

　　找到村北洞口的人们，挣扎着往外爬，但日本侵略军早已堵在这里，并烧起了大火。　　

　　年轻人爬得快，受火伤轻，但爬出后，有的被日本法西斯刺杀或枪杀，有的被扔到火里烧死，有的被敌人用铁丝穿着锁骨，绑在树上，用火烧死。　　

　　十几位老人、妇女、小孩爬出洞口，已是奄奄一息，敌人把他们一个个扔到王尚志家的水井里，水井变成了血肉井。被刺死者又经乱刀分尸，血肉模糊，难以辨认。被烧得只剩乌黑的人肉骨架，根本分不清是谁。被投到井里的，因天气炎热，人们一两天后去打捞时，尸体已经腐烂，不得已，只得将井填埋。１９４６年春，挖开这眼井时，挖出１０个头颅，从头发和头颅的大小形状看，证明其中有一个是小孩。　　

　　５月２７日下午，从洞内爬出的农民王文雪满身泥土，流着眼泪鼻涕一歪一斜地被日军押到朱根德家的南屋里。这时，屋里已有三四十人，这些人同王文雪一样，都是中毒后从洞内爬出来的。后来，又有些人被日本鬼子接连不断地押送到这里。到天黑时，一共押来了七八十人。敌人在门外站着岗，看守着这些无辜的人们。由于中毒过重，敌人又不给水喝，一夜工夫就死去了１６人。　　

　　２８日早饭后，日军把这些无辜百姓赶到朱根根家的大院里，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紧紧包围着人们。翻译官对人们说：“谁换上军装就能活命，不换死了死了的有。”接着又一个一个人地问，人们置之不理。翻译官见人们不说换，也不说不换，便喝令道：“愿穿军装的留在西院，不愿换军装的到东院里去！”接着，鬼子每拉过一个老百姓，翻译官就问：“你穿军装吗？”有的回答“不穿，”有的说“穿。”说穿的留在西院了，回答不穿的１６个人，被押到东院去了。　　

　　到东院之后，王文雪看见本村的许根柱、许福山已被敌人枪毙在山药井旁。接着有个日军提来一桶水，将洋刀在水里蘸了蘸，把刘玉章拉到井旁，让其跪下，一刀将头砍下，把尸体踢下井去。接着又拉过四个人，按跪在山药井旁，一一砍头。当日军去砍第三个人时，王文雪冷不防从东西院界墙缺口处跳到西院，跑到正在换军装的人群里，换上了军装，才免遭砍杀。　　

　　下午，日军将换上军装的老百姓充作俘虏的“八路”，押到定县城（在去定县城的路上，又挑死１４名走不动者）。从定县用汽车拉到石门劳工训练所。后来又把他们运到抚顺千金寨煤矿，充当劳工。　　

　　敌人走后，朱根德家山药井中发现１５具尸体，其中有两个是枪杀的，１３个是刀砍的，但人们不知死者遇难的经过，直到王文雪从千金寨煤窑逃回来，才知道死者被害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几十个还没有死的老百姓，被日本鬼子从房子里绑出来，一个个赤着臂膀，挽着裤腿。一个拿着战刀的日本军官，指挥着两个鬼子，把绑着的人们，拖到粪堆上，然后全部枪杀。当最后一个轮到李洛田时，他伸了伸脖子，望了望天，看了看地，咬紧牙关，毅然决然地走上刑场，枪响过后，他倒在血泊之中。子弹从李洛田的肩膀上部穿过，又由下唇处穿出，没有伤及要害部位，所以李洛田活下来了，成为日军这一暴行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