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１０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本兵拳打脚踢驱赶人们进入潘家大院。从西大坑到潘家大院有１００公尺距离，沿途刀枪林立，日本兵一个挨一个排成一条刺刀胡同，大院门口密布着手端机枪、步枪的兽兵。人们从刺刀林中穿过，这种森严恐怖的气氛，孩子们哪儿见过呢！有一个小女孩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后退。佐佐木一步抢上去，“喀嚓”一刀，孩子被砍倒了。他的爷爷见心爱的孩子被杀，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日本兵跨上一步，又将老汉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住了，１０００多人一齐怒视着，挥舞着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手无寸铁的人们，哪能抵挡住这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强盗？一部分人当场被害，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人们进院后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走在后面的一个犹豫不定不想进门，便被日本兵刺死。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声，院大门关上了。　　

　　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三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激愤，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的冲进来，照准人们的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本兵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子弹像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浓烟烈火和枪弹吞没。　　

　　敌人野蛮残酷的屠杀，激起了人们不屈的反抗。村粮秣委员潘辅庭见此情景，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５０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扑了上来，潘国生壮烈牺牲。潘树密的母亲５０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萝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后面的人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他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３０来人拥进丁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的人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侥幸逃出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残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５０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将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２００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后多数人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　　

　　８８岁的潘春元、６３岁的潘刘氏、３３岁的潘张氏等６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枪杀害。　　

　　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死，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烧身，忙从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３２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迫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３３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崖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又在全村纵火，潘家峪近千间房子，立时被烧光。浓烟里窜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成焦土。到处是坍塌的房屋、破墙、瓦砾、草灰、焦炭。野坡上没有拾草的孩子，也没有一群群的牛羊，再也看不到村中袅袅的炊烟，只留下一片瓦砾场，几堵残垣断壁上还残存着“庆祝中日满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１２３０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２７６人。惨案发生后不久，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晋察冀日报》特约记者雷烨同志随同当地政府领导人丁振军、赵尚金、吴玉山等同志来到潘家峪，慰问在惨案中遇难受伤的乡亲。１月３１日午后，他们进入潘家峪大惨案现场。雷烨同志在惨杀现场拍下了多幅照片，并以笔名朱靖写了一篇《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讯报道，登在１９４２年４月９日的《晋察冀日报》上。　　　

　　得知日军在潘家峪的暴行后，当地民众义愤填膺，纷纷发誓要同敌人血战到底，为死难的亲人报仇雪恨。１９４１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７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１２０多人。五月初五，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同志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十二团活动。１９４２年８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在冀东军分区的领导下，用大刀和手榴弹等简陋的武器同日、伪军进行斗争，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胜利。在１９４１年夏季反“扫荡”斗争中，潘家峪复仇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１１月１４日，在遵化四十里铺一举歼灭伪治安军第六团部，毙伤伪军４００多人。２６日，又袭击遵化东面双城子修建据点的伪治安军第五团一部，毙伤伪军２６０余人。１９４２年６月，参加了著名的“甘河槽伏击战”，当场打死了潘家峪惨案的罪魁祸首、杀人魔王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为潘家峪人民报了血海深仇。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１５０多次，歼灭、俘虏日伪军１０２１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当地政府先后重修了４座坟墓，立墓碑４座，建纪念塔、纪念碑、祠堂、纪念馆各一个。其中纪念碑碑文是这样写的：　　

　　万古遗恨　　

　　群山环抱、溪水长流中间，有广阔平地，宜于五谷，山坡有无数果园，特产葡萄。在这天然胜境中的村庄，就是潘家峪。村中居民二百二十户，男女一千七百口，男耕女织，一向勤劳生产，安居乐业，真是和平气象。自从日寇侵华，群众本爱国热情，大批参加抗日战争，致使日寇与我为仇，几次围攻都被我们粉碎计划。不幸，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正是旧历腊月二十八日，是旧年节前一天，日寇趁着群众回家过年，突然围庄，男女老幼被赶出村西街头大坑里。这时，敌人在宽阔大院里铺满了干柴，由大坑里把群众赶入大院，惨无人道的敌人用火焚烧，开枪扫射。当时，火光冲天，哭声震地，虽有向外冲者，也都英勇死于枪弹之下。敌人去后，村民有先远避得生者回视，只见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被烧杀者须发不存，难视亲疏尊卑，手足成灰面不全，有的只剩肠胃一堆，有的竟是焦炭一块，有的孕妇腹崩流出胎儿，残害情形，令人落泪。总计死者一千三百三十名。幸得邻村热情资助，辨别男女尸身，用芦席裹尸，合葬四座坟墓。由南径北，男二座，女一座，小孩一座。这一惨案发生后，潘家峪的人民把仇恨变成力量，同时，被残杀后剩余的青壮年组织复仇团，一直拿起武器，血债一定要日寇用血来还。日寇投降后，美帝重新武装日本。这时，我们不但仇视美帝，而且决不能使日本鬼子再来屠杀中国人民。潘家峪人民组织起来，坚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五一年，全国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唐山市政府同志们捐资合筑祠堂，并建塔立碑表示追悼，谨铭此碑。　　

　　公元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