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对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和经济掠夺也就开始了。　　

　　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军强化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先后在临沂城设立了临沂中学、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沂州模范小学、兴亚小学和励廉小学，在场头、独树头等十几处农村集镇设立了小学。学校主要由日本教官管理，所开“修身”、“体育”、“历史”等课的内容大都是宣传“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和武士道精神。　　

　　为了把青少年“务期养成兴亚中坚分子”，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通过汉奸、警察加紧监视、控制，还在１９４１年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强行在沦陷区的学校里推行“自肃训练”，在学生中加强“思想之考查”。　　

　　１９４４年春，日军在临沂城里原“大夫第”旧址设立了安放战死日军将士骨灰的“神社”，日伪人员强迫学校师生去开追悼会或吊唁，并明令各校每月８日和９日上午，一律为日军侵华举行“必胜祈祷式”。　　

　　日军在占领区的奴化宣传由“宣抚班”操纵。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各部队连队以上都设有“宣抚班”组织。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教化安抚”、“剿抚兼施”的工具。占领临沂后的日军山本旅团，该部“宣抚班”编号为九九三，组成人员中日本人和汉奸各半，班长中山幸夫，系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特务。汉奸多为通日语的“满洲国”人。　　

　　临沂大屠杀不久，“宣抚班”就把“宣抚”临沂头面人物和哄骗逃反居民回城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查出逃反在外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地址，施以威逼利诱和手段，使他们回城。清末民初的中将钱广汉、钱广湘就是这样返城的。　　

　　日军“扫荡”我根据地时，在日军的烧杀抢掠之后，“宣抚班”带着医护人员，除医治日军伤病员外，也偶尔对伤病群众进行诊治，借以规劝老百姓做皇军“顺民”。“宣抚班”还利用节日和农村大集，在群众中鼓吹“中日亲善”、“东亚共荣”。　　

　　侵占临沂的日军对临沂人民群众财产的掠夺，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由于日军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据《大众日报》１９４２年４月４日报道：“台（儿庄）潍（坊）公路两侧的民众苦不堪言。时粮价昂贵，小麦每升涨至１７元（战前每斗０．９元——编者注），高粱每升１２元（战前每斗０．５元）。民众用花生壳充饥。”敌占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警备费”、“建设捐”、“和平救国活动捐”，每亩地就分摊１００元，贫雇农简直无法生存。　　

　　日本法西斯早就对齐鲁大地的矿藏资源和文化宝藏垂涎三尺，临沂沦陷后，日本宪兵队沂州分遣队加紧了对当地的镇压和掠夺文化。　　

　　１９３７年秋，临沂城南郯城县农民罗佃邦翻地时得一特大天然金刚石，重一两八钱（合２８１．２５克拉），大如核桃，色黄而透明，状如出壳小鸡，当地农民喜称其为“小金鸡”。消息传出，当地保长朱希品带人将其抢走。日军占领临沂后，伪临沂道尹公署顾问川本定雄得知此事，又将金鸡钻石劫去。在我国迄今发现的４颗特大钻石中，常林钻石重１５８．７８６克拉、陈埠二号钻石重１２４．２７克拉、蒙山一号钻石重１１９．０１克拉，金鸡钻石居重量之首。这一珍宝，至今未归神州。　　

　　在日本宪兵队沂州分遣队下，还设“东洋文化社”和“中兴煤矿沂州联络所”。　　

　　“东洋文化社”负责临沂文化遗产调查，以便窃取回国，金鸡钻石的掠夺，就是他们干的。“中兴煤矿沂州联络所”则负责维护日军对枣庄矿区煤炭的掠夺，日军经临沂运走中兴煤矿的多少原煤，已无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