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安县位于河北省东南端，西依太行山和京汉铁路，东临山东，南有漳河，北有滏阳河，交通方便，素有棉海之称。全县１０８村，人口不足１０万。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４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军攻破成安城，野蛮屠杀我无辜同胞５３００余人，制造了震惊华北的“成安大惨案”。　　

　　军民协力抗敌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我国华北平原大举进犯。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推动冀东南地区民众参加抗日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发动民众，在成安一带成立了抗日自卫军。之后，中共直南特委又派聂真（抗大学生）、陈荣等２０多名干部来成安，与成安地下党员乔瑞生、刘振华、张国良联系，决定分头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一致抗日。张国良以青年救国会会长的合法身份，发动群众，或利用同学关系，先后说服国民党县长李熙章，国民党县党部的沈小平、赵善卿等人参加抗日。聂真、陈荣、乔瑞生、刘振华等人则在城外各村组织和发动民团参加抗日，并适时成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为了唤起民众抗日御侮的爱国心，他们还组织学校的师生们在集市上游行示威，张贴抗日标语，揭露日军罪行。他们的组织和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成安的抗日斗争。１０月初，国民党二十九军刘汝明部退到成安，驻扎城东三里之刘庄、金山村一带，该部姚子寿率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县城。经我党动员、组织和协调，装备有高射机枪、重机枪等实力最强的武装民团杨朝卿部协助守城。至此，成安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８日，日军占领邯郸，次日占领肥乡。邯郸、成安、肥乡三个县是一个大三角，成安县为这个三角的顶端。日军占领邯郸、肥乡之后，如果不拿下成安，据守在邯郸、肥乡的敌人背侧，都将受到我方的威胁。当时，成安城北是日军可能进攻的重点。为此，城北由姚子寿营和杨朝卿民团联合把守，其余各城由自卫军自卫团等民众武装分别防守。城东北附近的郑家窑，是个制高点，六十八军骑兵连的一部在这里布置了轻、重机枪，控制着城北的一片开阔地。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农历九月二十日）午夜，日军第八师团尚林部队一个大队，由肥乡出发，沿着东西杜堡、天台山南下向成安开进。此时大雾，伸手不见五指，日军走到焦营，抓住几个老百姓带路，当时交给他们几面白旗，并告诉他们，如果成安没有城防部队，就在县城附近路旁插上白旗为标志。几个老百姓明知成安驻有部队，为了欺骗敌人，却有意在大路两旁插上白旗，表示没有城防部队。　　

　　日军进抵曲村时，遭到驻扎在该村的县警察局李梅武带领的巡逻队的骚扰射击。这实际上给守城的军民发了信号，提醒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巡逻队转移后，日军即占领曲村村南大庙凤凰台，以此为指挥部，挥兵继续前进。看到路上插着白旗，日军指挥官以为城中没有守军，便放心大胆布置攻城。城墙上早已严阵以待的军民立即以密集火力还击，日军前进受阻，退到路沟隐蔽，又遭到郑家窑上的守军轻重机枪的猛烈射击。于是，日军一部分在沟里掩护，一部分继续向北城攻击。冲到城下的敌人，被城上军民一顿手榴弹几乎全部消灭。城外四乡民团听见枪声，纷纷向成安涌来。日军停留在城北十里处的子弹车，遭大堤西民团和群众袭击。日军弹药供应均被切断。天明，攻城日军弹尽。我四乡民团赶到，守城军民杀出城来，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到２４日上午９时，战斗结束。日军扔下四五百具尸体，只有二三十人逃走。　　

　　向西溃败的日军，气急败坏，窜到高庄逢人便杀。他们闯到高仲家里，一枪打死了高仲。邻居们听到枪声就往外跑，有十几名群众被日军抓住枪杀了。高泽藏在自家的门后面，被日军发现，一刺刀捅进肚子里，当场惨死。常万妮藏在锅台后面，被日军一枪打死。随后日军把抓来的常志玉、王尚贤、高黑德、王守珍等６名群众，用绳子捆起来，押到村东捆在树上，一个个被剖腹砍头，其中王连生、王文生在路上尽力挣扎，想挣断绳子逃跑，被鬼子用枪托活活砸死在村东庙前。随后，日军又窜进了范耳庄，碰见王德俊老汉，日军“伊呀”怪叫一声，一刺刀穿过王老汉的后心；随后日军又搜出李德贵、张登科、刘风光的父亲和三个哥哥等７人，将他们绑到村东小学门前树上，剖腹开膛。　　

　　这伙日军血洗两村后，仓皇回到曲村，与凤凰台的日军会合，对曲村老百姓进行疯狂报复，把没有逃走的３０多名群众弄到凤凰台大树下全部杀死。其中张忠的母亲被日军用木桩活活钉在墙上架火烧死。他们还把全村７０多头牲畜统统打死，烧毁了百余间民房，而后向邯郸方向溃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