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郁达夫去拜访当地的侨长蔡承达，托他帮找一处房子。一进门，看见侨长正与一个日本宪兵在交涉什么事情，双方因语言不同，十分着急。正好郁达夫来了，就请他帮忙，给做一下临时翻译。这个宪兵来自日军驻距离巴爷公务30公里处的武吉丁宜宪兵队，回营后把在侨长家遇到郁达夫的事向宪兵队长作了报告。这时日军刚进驻苏门答腊，十分需要通晓日语的翻译。于是，宪兵队长亲自到巴爷公务邀请郁达夫到宪兵队做翻译。　　

　　起初郁达夫以自己是生意人，离不开生意而回绝。而且在心里，郁达夫对日军怀有深深的仇恨。因为1937年12月，日寇侵入郁达夫的家乡浙江省富阳县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郁达夫年逾古稀的老母亲不堪日军的暴虐，最后冻饿而死，1939年11月，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的长兄郁曼陀，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在上海寓所门前惨遭汉奸特务暗杀，成为抗战中司法界为国捐躯的第一人。对此，郁达夫心中对日寇充满了刻骨仇恨，家仇国恨使郁达夫本能地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但是日军宪兵队长却蛮横无理地对郁达夫说：这是军令，愿意得去，不愿意也得去。郁达夫想到日军还没有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可以在宪兵队里隐蔽下来，利用给日军做翻译做掩护，做一些有益于抗日的事情，尽自己的一份报国之心。这样一想，郁达夫也就勉强应承了下来。1942年6月，郁达夫就来到日本军营武吉丁宜。　　

　　由于郁达夫不但谙熟日语，而且会一些马来语、荷兰语，日本宪兵每次抓到印尼的抗日人士，都要郁达夫帮助翻译。郁达夫有意把大小化小，小事化了，开脱了不少人。甚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了一些进步人士。　　

　　对于那些以敌为友、认贼做父的民族败类，郁达夫最为痛恨。因此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棉兰某大侨领的儿子带了四五个随从，奉棉兰日军宪兵队命令来武吉丁宜缉拿华侨抗领袖陈嘉庚及其领导的抗日联队。郁达夫在翻译过程中故意添加了一些使日本人不高兴的内容，日本人听了非常生气，把这些汉奸痛骂了一顿。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给陈嘉庚的抗联队带来灾难的追捕。郁达夫则借机斥责这些民族败类：“你们忘了自己是中固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胡来！"这些汉奸以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听了训斥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回去。　　

　　郁达夫利用当翻译的机会，为华侨和印尼人干了许多好事。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和他们建立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他不仅会说日本话，写通讯的日文，好懂得英文、德文、荷兰文、印尼文，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当时地面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反了。有的印尼人因为是联军“间谍”嫌疑被捕，经“赵大人”当着宪兵的面训斥一番，也就放了。他还帮助过印尼共产党很大的忙，日军曾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一个机关，没有找到其他证据，但搜出了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很广，如果暴露很多人就要遭殃。“赵翻译”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看：“这穷鬼，放高利贷，五盾十盾地放！”由于日军看不懂，听了他的话气得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印尼老人几个耳光便扬长而去。　　

　　为了隐蔽自己，麻痹敌人，也为了筹集资金，接济流亡南洋的抗日文化人，曾在日本人面前声称自己是华侨富商的郁达夫，于1942年9月，在当地华侨的热心资助下，在巴爷公务开了一家酒厂。郁达夫以自己的化名赵廉，取厂名为"赵豫记"。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管帐务，同时吸纳了20多名抗日难友为职工。酒厂生产的“初恋”、“太白”酒，成了当地的畅销名酒。日本官兵来买酒时，郁达夫吩咐往酒里多加一些酒精，酒精的度数越高越好。他说：“我没有勇气和力气杀死敌人，但我可以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　　

　　自被胁迫充当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后，郁达夫每时每刻都在设法脱身。1943年2月，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那时正逢日本宪兵队长换人，他就买通医生证明他得了肺病，要求辞职，日本人怕传染，就答应了。离开宪兵队的那一天，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他流亡南洋一年来心情最为舒畅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