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施会谈，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促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化干戈为玉帛，为西北抗日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肤施会谈后，中共中央为继续推动张学良走向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给张学良的一封信中说：“肤施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同时还恳切忠告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１０月５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这一主张转告蒋介石。这使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更加坚定了他联共抗日的信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也进行了积极的统战工作。争取杨虎城的工作是通过三方面进行的：一是中共北方局委派南汉宸负责，派申伯纯、王世英等去第十七路军；二是陕北中共中央直接派人，如汪锋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西安，与杨会谈合作抗日；三是１９３６年４月，中共中央调当时在德国的、与杨虎城有世交的王炳南回国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商定：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也在第十七路军的掩护下建立起来。 与上层统战工作相配合，中共中央和红军官兵还在陕北前线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两军的官兵，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自九一八事变后，背井离乡，身受国破家亡之苦，早就厌倦内战，盼望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红军通过战地喊话、教育释放俘虏等方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到１９３６年下半年，事实上双方已停止了战争，士兵经常一起联欢、看戏、互赠礼品。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是分别进行的，但也十分注意促进两军的团结，帮助消除彼此间的疑虑隔阂，揭露蒋介石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的阴谋活动。在联共抗日这个共同的政治方向下，两军关系逐渐改善，从原先存有疑虑、互相警戒演进到和平相处、相互信任。最后，张学良、杨虎城坦诚相见，一起商定了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准备抗日的做法。为了培养抗日力量，他们在西安城南王曲联合举办军官训练团。东北军还成立了学兵队和抗日同志会，杨虎城也把第十七路军原来的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支持下，西安群众抗日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 这样，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三方互相信任，密切合作。当时许多人把这大好局面称为“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不仅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和具有伟大号召力，而且必然要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２ 张学良与蒋介石矛盾的激化 随着张学良思想的变化，也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误国误民的政策及其对东北军的不公正态度，使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用张学良的话说：“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 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但是，蒋介石却不顾民族危机严重，不顾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不顾民族大义，坚持其维护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策，坚持要消灭共产党，坚持要打内战。如此尖锐对立的政见，使他们的关系每况愈下。 在西安事变之前，双方就发生了一些冲突。 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北地区，防止“赤化”，蒋介石在西安地区就设立了一百多个特务机构，调来大批宪兵，加强特务的力量。 国民党党政要人如戴季陶、宋子文、晏道刚、曾扩情、宋志先、江雄风等也像走马灯似的，频繁往来于南京西安之间，他们不仅进行政治游说，有的还直接在西安的党、政、军、警等机构中担任要职，如安插在“西北剿总”司令部担任参谋长的晏道刚和政训处长的曾扩情等都是特务，是蒋介石用以监视张、杨的。对此，张学良是十分清楚的。同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等机构不但专门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行动，甚至连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都处于他们的特务窥测之中。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