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到留驻华北的目的，宋哲元等对南京政府和侵略华北的日军两面展开活动。　　

　　一方面，萧振瀛以日本侵略军的声势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直接致电蒋介石，申说只因日寇对二十九军有所顾忌，才得以停止内侵，“如将二十九军调走，华北岂不断送”。另一方面，萧振瀛等又通过汉奸陈觉生的关系，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接触，谋求妥协。宋哲元本人与亲日派王揖唐、齐燮元等“时相往来”。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华北自治”，建立“特殊化”政权，正需要一个在华北具有实力的人物与之“合作”。萧振瀛乃代宋向日寇表示，愿“蠲弃前嫌，化敌为友”。蒋介石苦于中央军不能在华北立足，既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又想借二十九军牵制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不得不重新任用宋哲元。８月２８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接着，宋所辖第二十九军正式由察哈尔省移驻平津。宋哲元达到了留在华北、立足华北的目的。　　

　　但是，日本容忍宋哲元是有条件的，即是选择他在华北实行“自治”。土肥原到天津以后，立刻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土肥原频繁造访宋哲元公寓，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见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内实施这个方案，否则日军将出兵河北、山东。　　

　　宋哲元的秘书马云汉曾亲口告诉美国记者斯诺，土肥原一手拿出一千万元钞票，想收买宋哲元宣布脱离南京政府“独立”；一手拿出几份文件，要挟宋哲元说，如果日本坚持，蒋介石就会把他撤换，逼他屈服。　　

　　宋哲元被逼无奈，和秦德纯、萧振瀛商量以后，明确拒绝了土肥原的提议，但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宋哲元这一通电无异于“自治”宣言，表示了其游离于南京政府的姿态，用以敷衍日本侵略者。　　

　　为胁迫宋哲元和南京政府就范，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一连串的事件。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１日，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占领香河县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了所谓“自治宣言”。接着，所谓“民众自治请愿团”在天津公开出现。　　

　　１０月２９日，日本侵略者以平津地区仍有反日分子活动为借口，向河北省及平津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严加取缔。１１月４日，驻津日军在平汉路沿线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１９日，又将约１个旅团的关东军调集到山海关附近，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２０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会见蒋介石，提出如下警告：“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如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　　

　　１１月２５日，在日本特务的策动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原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事变时，曾代表上海市长吴铁城和日方谈判）叛国，在通县挂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招牌，并发表“宣言”脱离南京政府。同日，日寇收买的一批汉奸、流氓、吸毒犯以“华北民众自卫团”和“农民自救团”的名义，向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向南京政府提出，南京政府应“发表命令撤销北平委员会分会，并且，希望派遣负有全权和日本方面谈判的高级官员”，要求形成华北政权的“特殊形式”。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１１月２６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一）北平军分会撤销，其职务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处理；（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令冀省府将殷汝耕免职拿办；（五）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六）电令宋主任、商主席（即商震，时为河北省主席）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但是，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长官，是与宋哲元控制华北的意图相背离的，同时为迫使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直接谈判，使自己免去承担“自治”的历史责任，宋哲元乃辞不就职。２７日、２９日，他两次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冀察绥靖主任之职，并请何应钦尽速来平。由于日寇要宋哲元宣布“自治”，“催促甚紧，三十日为预定之第二次限期”，宋哲元等甚为焦虑。２９日晚，宋哲元与萧振瀛、秦德纯会商，决定再分别致电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宋哲元致电蒋介石，称“忧患所乘，情势危迫。屡经电陈……刻下民情愈益愤昂。城乡市镇，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遏制，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哲元德薄鲜能，抚驭无方，综衡情势，似非因势利导，别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综外患不计，亦内忧堪虞。哲元职司斯土，见闻较详，心谓所危，不敢不告”。１２月１日，天津市长程克、北平市长秦德纯及天津市商会等亦致电南京政府，申诉危局。程克电称：“默察天津附近，危状四伏，一触即发。克……苦无抚驭之策。窃观大势所趋，恐非俯顺舆情无以挽狂澜于既倒。”秦德纯电称：“国家多事，北方尤急，困厄情形，屡经电陈。自战区突变……民心动摇，自治自决，议论纷起，空言苦撑，难挽危局……切盼中央早定大计，因势利导，以奠北方。”在上述几个“不胜惶悚待命之至”的电促下，南京政府除令何应钦立即北上，对华北问题“相机处理”外，并派闽省主席陈仪、赣省主席熊式辉北上“辅佐何氏一切”。陈仪北上后，专程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和土肥原、高桥等协商，乞商解决华北问题的意见。３日下午，何应钦抵达北平。当晚，宋哲元在与秦德纯、萧振瀛将华北情势向何应钦详细报告后，表示：“（一）不屈从他人，（二）绝对听命中央，（三）对外无丝毫秘密协定。”随后，宋哲元赴北平西山休息，拒不出面。何应钦无奈，乃派熊式辉、陈仪与萧振瀛、秦德纯继续会商。萧提出改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宋哲元为委员长，管辖范围仍按原建制（华北五省三市）等“自治”方案，如不被采纳，就全部辞职。何应钦对此方案既不敢表示同意，又无法拒绝。６日，萧去天津会见日军将领多田骏和酒井隆，“晤谈甚融洽”。７日晨，萧向何应钦报告去天津经过后，何即邀秦德纯、陈仪、熊式辉商谈，决定在保持中央体面的范围内，建立适合于地方环境的政治组织的建议，电请中央，并由熊式辉于１０日返回南京报告。　　

　　南京政府为保持自己的“体面”和慑于人民的压力，不敢将华北五省全部公开出卖，乃采取折中方案，缩小范围，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只辖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