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日军在当天就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１０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由于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畏敌先逃，所以中国军队没有形成有力的抵抗。结果，日军用了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 其后，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过近３个月的浴血奋战，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抗战的最后失败。至５月２４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２２县，直接威逼平津。 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５月３１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打开了大门。 通过上述侵略战争，日军打开了侵略华北的通道，进而开始了对华北的大规模的侵吞。就在《塘沽协定》签订之时，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记者声称：“为保护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１９３３年７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制定的《对华政策大纲》提出：“１．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活动。２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１０月２日，日本陆军省提出《帝国政策》，提出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１１月３０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最后修正案中提出：“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称：如英美各国“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和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 这实际上是不准中国与其他国家联系，也不准别国援助中国，把中国完全看作是日本的“保护国”。 日本驻南京领事叫嚣：如果中国继续与别的国家联合，则“酿成第二满洲国的出现，或第二上海事变的发生，都非任何人所能保证其必无”。 ２ 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 １９３５年５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了河北事件。 这年５月，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等密谋，以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入侵”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及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长胡恩溥两汉奸在津日租界被暗杀事件，是中国政府的排日行为等为借口，于２９日向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侵犯中国华北主权的无理要求。酒井隆等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同时开始调兵遣将。 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胁迫中方满足其侵略要求。 日方要求的内容是：“为了彻底铲除华北的（抗日）行动，日本军认为蒋介石必须放弃对日的两面政策，最小限度必须将执行该政策的机关——宪兵第三团及类似团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所、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从华北撤退，并希望将其‘实力后盾’——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有害无益的中央军一律撤退，还必须罢免与这次事件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蒋孝先、丁正、曾扩情、何一飞等，以及不顾停战协定的精神、与以上各机关通谋策划、与日军势不两立的于学忠。” 酒井隆等威胁说：“今天不是为商量这些问题而来的，而是来把我军的决心通知你们。” 面对日本蛮横无理的寻衅，南京政府一方面电令何应钦主持应付，妥善处理；一方面令驻日大使蒋作宾乞求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从中调解。３１日，广田答复：“此乃军部之事，中国政府须与日本军事当局谈判，望中国能见机行事。”这时，日本陆军省一面炮制《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一面训令华北驻屯军应有采取断然手段之必要准备。同时，日本陆相和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及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关东军司令部协商对策，决定派酒井隆再访何应钦，要何应钦接受日方所提的要求。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