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沈阳一共干了两年，赚了一些钱，但是后来又得了一场大病，这场病，把我两年来赚的钱都倒光了，我借了我老叔五千块钱，要不，一条命就交待在沈阳了。　　

　　我们在沈阳租了房，芬子也在一家饭店打工，她嘴甜，能干，后来就在那个饭店当了总管。我病了的时候，她为了照顾我，把工作也辞了。我整整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罪遭老了。可是还好，我又挺过来了。　　

　　我好了以后，原本以为可以好好干一场，把借老叔的钱还上。可是沈阳后来比鸡西还惨，好像一夜之间，下岗职工就满大街都是。破产，失业，那一阵子，大马路上响的都是这些声音。市政府门口天天有人上访示威，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市场可说。我老叔的那个装修公司也完了。我也失业了。芬子后来又回到那家饭店去了，可是生意也不好。我们又陷入困境了，而这次，比在鸡西还惨，我们还有债呢。　　

　　我找不着工作，老叔那时也不时地敲我，说他现在也不好干，意思就是催我还钱，只不过不好意思说。每天愁得不知怎么才好，一个在找工作时认识的老乡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去北京，说他有个朋友在那做贸易，主要是捣腾黄豆，现在缺两个能来回跑的业务员，月薪八百，工资还不低，但平时要在北京办公，有业务了两地跑，比较辛苦。　　

　　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工作都得干，还在乎辛苦。我应了他。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芬子告别，我说等那边一安顿，我看有法子就接她。芬子哭了，俺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一直是一起进退的，这一次我要一个人走，她不放心也舍不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我和老乡一人提了一个行李，上了从沈阳到北京的火车。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为了省钱，买的是站票。那天的车正好赶上大学生放假，人多得连喘口气都费劲，这一路上，那罪遭得也可想而知了。不过，一想北京可能有发展，我俩啥苦也都能吃了。　　

　　到了北京站，也不过六点多呢。那是冬天，天黑得早。我下了车，想方便一下，解个手。火车上人多，连厕所都挤满了人，这一路上没去了几回。下了车，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候车室找厕所。我把行李都交给老乡了。就一个人去了候车室的厕所。　　

　　那天北京站的人太多了，北京站也太大了。我从厕所出来，正好赶上又一列车进站，人呼地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而那些拉人住旅馆的人也冲了上来，我一下就被人群包围了，好几个人把我拦住，问我住不住旅馆，我当时就懵了，我是第一次来北京，哪见过这么多人，哪见过这么大阵势，那几个人不依不饶地跟着我，好不容易冲破人群的包围，等冲出来时，天黑漆漆地找不着刚才和老乡呆的地方了，这一通找哇！等好不容易找着了，那儿已经没人了。　　

　　这可坏了，我的行李还在他那儿，里面有被子，五百元钱，和一些生活日用品，他突然没了，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联系上了。我急得满脸汗，满火车站地找他，可是找不见。后来又到列车问讯处，人家也说，没人来找过我。　　

　　我的脑子一下子大了，我说什么也不相信，我的老乡会摆我一道！东北人，最实在啦，他怎么能摆我一道呢！我继续找哇找，最后车站都没人了，也没找着他，我后来就扯着嗓子大声吼起来，喊他的名字，可是没人答应。后来列车上的乘警来了，问我什么情况？我把事跟他说了，那乘警不错，用大喇叭在火车站广播了一下，可是他还是没有出现。　　

　　快十二点了，我找不着他，终于相信再也找不着他了。我蹲在火车站广场的一个马路沿上，呜呜地哭了，哭出来我的心头才会舒服点，不这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走的时候芬子在我的内裤上缝了个口袋，里面还装着三百元钱和身份证。我找个没人的地方，把钱和证件取出来。搭了一辆出租车，找着一间地下室，四个人一屋，一晚上每个人四十元，先住下再说吧。　　

　　我在北京给芬子的饭店挂电话，她还没下班。我说我到了北京了，挺好的，住下了，让她别牵挂，明天一早就去见工，等稳定了再给她打电话，我没敢和她说发生了什么事，我怕她着急上火。　　

　　我身上就那么点儿钱，根本就挺不了几天。我和那个东北老乡也不过是认识没几天，没他的联系方式，也没给他要过我们要去的那家公司的电话和地址，我找不到我们要打工的那个地方。再说，也没那个时间找，我得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满大街地到处打听哪里缺人。不到北京不知道，这里外地人竟然有那么多，而找工作的人更是多得吓人。我在一家小饭店里绕，说自己会做墩上的活，那老板问我一月多少钱肯干，我咬了咬牙大着胆子说五百，老板摇头，我又降到了四百，老板有些动心，我刚要说三百也行，这时门口就挤进了个人，说只要管他吃住他可以白干，老板当即就拍板要他了，这种情况，我还能说什么。　　

　　在北京绕了一天，坐车的钱花了十几块，走了几十里路，可是一份工作也没找着。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又找不着相熟的老乡，哪能那么好找工作的。饿了一天，在门口买个馒头，这就是一天的饭了。　　

　　在北京呆了几天，我身上就剩下三十块钱了，没办法，再找不着工作就要要饭去了。后来还不错，住的店里找着一个老乡，问我愿不愿意去工地上干，管吃管住，就是离得远点，在昌平，我说行。老乡说，干不能白干，得交点抵押金，先交二百元才能上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中介费，是给他的，根本要不回来的，那时我也管不了许多，就答应了他。还签了协议。他给我开了张收据，说让我先干着，什么时候把钱给他，什么时候把这收据给我。　　

　　我们十几个人被一趟车拉到了昌平，住的是大通铺，顿顿吃的是白菜。我们到那去，主要工作是打桩，这是一非常累和苦的活，但是工资不低，干得好的话，一个月也能收个千八百的，我就应了，晚上给芬子打电话，说我找着工作了，可是人家要先交押金，让她给我寄点钱过来，先寄五百。我听见芬子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好像说了句：你老叔刚才来了才走。我知道她也难，可是我在北京已经快完了，我现在什么也听不进了，我说你想办法把钱寄来吧，我需要呢。　　

　　放下电话，老乡来约我喝酒，说他把钱先垫上了，让我好好干，会有希望的，我谢了他，那天晚上，觉睡得才香呢。　　

　　我在工地上干了三周，是试用期。累得险些吐血，但好在我干活还算踏实，就留了我。　　

　　我在这儿一干就是多半年，后来因为太累，老毛病又发作了，我是哮喘病的底，一发起病来，上不来气。天冷，再住在大通铺是不行的。我就和别人在外面租了间房住，这一租房子再加上吃的费用，一个月的钱剩不下几个，芬子开始几个月给我寄过钱，后来我勒紧肚皮，不让她寄了，再往后，我的生活好一点，就是我给他寄了。　　

　　北京这个地方，其实找工作比沈阳好找得多，我刚来的时候，一个熟人没有，所以才吃了很多苦，后来认识了几个老乡，通过他们的引见，我又找了一份工作，给一个搞运输的公司拉货跑长途，我在北京学了开车，就到那儿上班去了。这回好了，不但活轻松了许多，最关键的是可以回沈阳了。因为那个公司主要和东北那边有贸易，我的工作是两头跑，可以时时回沈阳住了。　　

　　我在半年来，和芬子始终写信和电话联系。后来芬子说北京长途太贵，让我没事别打电话了，写信吧。我们通了几次信，芬子让我安心干，说她在那边生活得还可以，我老叔的钱正在慢慢还，快还清了。　　

　　半年来第一次回沈阳，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虽然沈阳不是我的故乡，可是我和芬子在这里曾经真正地度过了两人的世界，这已经成了我的家了。我开着解放一路飞奔，到家门口心就跳，我想芬子会是什么样，还是那小白围巾红棉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