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回想起来，在四十多年的人生之路上，我最对不起的人是黄文英。如果一切重来，我不会选择离开她。可是这个可能是没有的，就像我没可能再过穷日子一样。一个男人一旦有了钱，特别是有了很多的钱，他是很难坚守以前的道德的，特别是在这个一切都有价格的时代。　　

　　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第一批上大学的年轻人，也可以说，我和那个逝去的时代一样，千疮百孔，“工农商学兵”我全做过。在上学以前，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在山西一个小村子里，叫木楞子村，地图上是找不到的，那是个穷村，也就百十来户人家。我哥汪正龙，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他不傻。那年我考上大学，这在我们村是从未有的事，大家敲锣打鼓为我庆贺，大哥知道，上大学虽然不交学费，可是四年的生活费也是笔不小的数目。那天晚上，哥一个人去了三十里外的村东头，那里正在铺电线，地里埋着几十米长的电缆，哥知道，那玩艺很值钱，但他不知道能值多少钱，哥动心了，他深夜去挖电缆，那夜没回来。早上起来时村里人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被高压电烧成了焦炭。　　

　　哥是为我死的。他死得很不光彩，可是在我心中，他的形象是最高大的，我对不起哥，我爸差点卖血，后来东借西借让我上了学，我上了学，哥被电成了焦炭。后来，我的公司就叫正龙。我哥的孩子现在都在国外，我要养他们一辈子。　　

　　人生在世，不是你欠别人，就是别人欠你。我在认识焦红之前，一直是欠别人的。在上学时欠的是我哥的，结婚时欠的是黄文英的，后来工厂倒了，我欠的是全体和我一起玩命干的工人的。可是我不欠焦红，她是什么玩艺，一个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如果没有我，也许她早就下了岗，甚至做了鸡，可是现在她是什么样子，开着宝马，顶着总经理的衔，月薪八千，这她还不满足，她还想要我一千万，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我对得起的人是焦红。最对不起的人除了我哥，就是黄文英。一九七九年大学毕业，上面一声令下，我就去了前线，那时自卫反击战打得正火热，我响应国家号召，当了志愿兵。可惜，去了没多久，仗打完了。我没上得了战场，不过，做过军人的经历对我实在是很有帮助的，我这个人，其实是喜欢在战场上战斗的，所以后来我选择了一个和战场差不多的地方，商场。　　

　　我从部队回来，分到橡胶制品厂财务科，做会计，这是我上学时学的本行。黄文英那时在党办室，管组织。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比我大一个月，记得她一直坚持让我叫姐，我不叫，她还假装生气，这是一个很好的人，长得不漂亮，但是很有灵气，而且她写得一手好字。她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我是一个穷山村的孩子。我当时很羡慕她，站在她面前总是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我上班才一个月，黄文英就发展我入党。她要我写入党申请书，还要我定期向她做思想汇报。那时候入党是很严肃的事，所以我做得很认真，不但在那段时间工作努力，而且还真的很认真地找她做思想汇报，我认真地说，可是黄文英听到最后总是哧哧的笑，她说，我的样子很好玩。　　

　　我和黄文英就是这么接触的。我们的思想汇报最后走了样，变成了与入党无关的事了。我们常在一起交谈，黄文英没有我的学历高，她是高中毕业，可是她很有见识，因为上班比我早，很多道理都很明白，我很佩服她。　　

　　我第一次约黄文英出来是在和她认识了一年多以后。我的入党申请批下来了，成了一个预备党员，考验我的人也是黄文英。那天我很兴奋，当兵，入党，这都是年轻的我最梦寐以求的事。我知道在这事上黄文英出了很多力，我要请黄文英吃饭，她不同意，她说：你一个小娃子，有几个钱，就来造？可是我一再坚持，她也就没说什么。那时吃饭不像现在，七碟八碗，也就是找一个小饭店，要两个云吞面就好了。我和黄文英边吃边聊，说得很兴奋，不知不觉月亮出来了，我送她回去，我推着车子，她走，两人之间有一尺的距离。我们顺着马路走，身边是满街的槐树，我大着胆子问她，下一次还可不可以约她。我记得当时黄文英的脸红了，她低下头，轻轻点了点头，这个场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天以后，一切的事情都很顺利。我和黄文英经常成双成对，基本就定了关系。三个月后，我问黄文英，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她又是那样，低着头点了点。可是我没有勇气去她家提亲，因为我家的条件太差了，那么穷。这一次黄文英突然主动了，她说没关系，她去和她父母说。　　

　　黄文英的父母不同意我，我虽然是个大学生，可是毕竟来自农村，老家又远，又穷。听说黄文英的父亲那时又给她物色了一个，是一个工厂的技术员，父亲是厂子里的副厂长，全家都是城市的，条件很好。可是黄文英死活不干，后来又以离家出走威胁，她家里没办法，只好答应她了。　　

　　我和黄文英商量婚事的时候，我父亲从农村坐了一天的火车来看我们，还带来了我的三弟。父亲见着黄文英后很高兴，他说这个新媳妇真是越瞅越顺眼。父亲随身还带来了五百块钱，给我们结婚用。黄文英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当着我的面收了。但是等父亲临走时，她又把这笔钱给了我三弟，三弟还小，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地把钱又带回去了。临走时，黄文英给我父亲他们买了很多吃的带的用的，花了二百多元钱，都是从自己积蓄里拿的，她一分钱也没要我家的。这些事情都是后来父亲来信时我才知道的。　　

　　我和黄文英结了一回婚，基本是一无所有。我家那时为了供我上学，还欠了一屁股债，父亲那次拿的五百块钱，也是借的别人的。黄文英知道我家的情况，她什么要求也没提，我们是一九八二年结的婚，婚礼就在宿舍办的，没请客，也没摆酒席，一切的用品和花费大都是黄文英家里出的，婚后，我们住在单位的一间小宿舍里，后来黄文英怀孕了，为了照顾她方便，我们就搬到了她家里，一住一年多，这期间，我坚持要交生活费，可是黄文英的父母也很明理，他们把我们给的生活费替我们攒下来，年底时又一起退给了我们。　　

　　我那时对黄文英，敬佩和感激超过了爱。黄文英是那样一种女人，她不出色，不引人注意，但是她却有东方女人特有的坚韧、善良、贤惠、能吃苦，和她一起，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度不过去的。我无以回报，除了用努力工作积极上进来报答她，并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