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僵局就这样出现了。而李秀英死也不肯松这个口。两个多小时的调解，法官尽力了，寒冬腊月的天，他的头上汗珠子往下淌，连着喝干了两暖壶水，但是我们的婚依然是非离不可了。我们，对彼此都绝望了。　　

　　调解无效，法庭判决，离婚申诉批准。接下来，就是对子女财产的划分，曾经连成一体的东西，如今要硬生生地分开了。　　

　　在来之前，我们双方其实都已下定了决心，孩子要跟着自己。李秀英作为原告，按程序先说，她举出很多理由，但中心只有一个，女儿应该跟着母亲，这是符合人情常理的。　　

　　其他的她说不出什么，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有做出什么准备。　　

　　她说完我提出申诉，我用半个月时间看了无数有关婚姻法的材料，这时派上用场了。　　

　　我先举出根据一九九三年我国颁布的婚姻法，按照每条法规都有配套的司法解释的原则，我在相关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中，找到了这样的一条：父母离异后，孩子应判的标准之一，是最好不改变其生存习惯。我举出例子，我女儿五岁，其中有三年时间是在我家长大的，而与我家相比，女方环境并不好，其中有几个因素，一是家里人口较多，孩子也多，无法保障我的孩子会适应那里的环境；另一个是有关收入问题，我的收入水平在两家人中间是最高的，而我能保证女儿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女方的家做不到我这样好。良好环境和高额收入，决定了我是更合适的监护人。　　

　　不知是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起了作用，还是我在法庭上念的信起了作用，法官似乎倾向于我这一边，但他还是认真地对我们的收入进行了核查，最后判决，女儿由我带。按要求，李秀英每月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作为抚养费。　　

　　我的眼中一片模糊。我知道，在孩子的监护权的较量中，我赢了。　　

　　接下来是财产问题，经过几轮的调解和申辩，我和李秀英都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心力交瘁，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与体力去纠缠这个问题。按规定，双方婚后财产要按各自一半分配，房子则由法院指派房地产评估师估价，也可自己协议评估。我们没有找法院的人，自己估价了房子，并将所有存折对等平分，婚后共同买的东西也折了价，我最后一次性付给李秀英四万七千元，财产分配环节也就结束了。　　

　　经过法庭五个小时的调解和宣判，我和李秀英的婚姻关系画上了句号。五个小时，终结了六年的婚姻。我们两清了。　　

　　李秀英在她三姐的陪同下匆匆离去。她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也不想看她，我们就在那一刻如同陌路。再也没有重合的可能。　　

　　我妈妈在家里等着我。她等着我带来一个稍稍好一点的消息。但是我让她失望了。妈听到这个决定，呆呆地立在那里，半天后才说：“炎儿，是我害了你。”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我已经太累了，我现在只想睡一觉，把一切都忘掉，然后，明天，重新开始和结局。　　

　　我在网上搜到了刘震云的一篇文章，反复读。其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百姓眼中无大事。”　　

　　这个习惯写人生琐事的作家，一语道破了生活与个人的关系。其实在人的一生里，不一定会有多少大风大浪等着你去改变，我们却经常是在琐事中生存，被其影响、改变、湮没，直到异化。　　

　　这也如同婚姻，在没有强大的外力推动的时候，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依然会有些东西滴水穿石，把你的人生涂改得面目全非。　　

　　我问张炎，他倾诉这些是想找到什么心灵的安慰吗？他说不是，他说他现在和将来都不大会向谁倾诉这些事情，他现在惟一的安慰是他七岁的女儿妞儿。　　

　　妞儿已经上了一年级，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张炎引以为傲。　　

　　他说他倾诉这些不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安慰，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轻易将这些事忘记。因为有一天，在适当的时候，他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女儿。告诉她，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走同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