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毕业一年后结了婚，陈启和我分到了同一个单位，在区建设局工作。我在办公室当文秘，陈启在规划科搞工程项目。陈启受到上大学时的教训，最初一直非常谨慎，他们科里有很多油水的，但是在这件事上也有很多人因为吃拿卡要被整了下来，陈启很小心，他和科长的关系不错，这个不错的原因是陈启比较善于和科长交心，每当有个什么工程来的时候，他总是一五一十地把所有的情况都跟科长汇报，而科里的其他人却不这样。慢慢的科长很信任他，他后来也就在这个单位站住了。　　

　　我和陈启一开始住在单位分的一个一居室里，那里面没有厕所，没有厨房，自来水也是定时供应的，很不方便。我记得那时陈启说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是不能要孩子的。但是有一次我们一个不小心，我还是怀孕了，陈启要我做了这个孩子，但是我不答应，那天我们激烈争吵了一次，陈启妥协了。　　

　　孩子出生后，陈启觉得压力很大，其实那时我们的生活水平是不差的，就是住房紧张一点。但是陈启却认为这些给孩子远远不够，陈启在结婚的头几年里是一个很顾家的男人，而且他也喜欢孩子。这曾让我非常欣慰。　　

　　但是陈启不满足现状，他后来想做买卖。坦率地讲，陈启对钱的兴趣在经过几年的压抑后一点点又暴露出来了，我是知道的，而且我并没有反对。我认为一个男人对金钱的热爱，也正好能说明他是一个不断追求生活质量的人，再说，在内心潜意识里，谁不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呢？　　

　　我们居住的这个内陆城市，比沿海发达城市要落后一些，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居住的东区的公用电话亭很少。当时，电话还并不普及，陈启去北京出差回来后，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想在这块地方开一个可以集中打电话的“电话吧”，这个想法很快就落实了。陈启认识邮电系统的人（那时邮政与电信还没分家），没费什么事就办下来了。他租了一间小屋，屋里有几张有隔断的桌子，桌上摆着十几部电话，屋里还卖水和饮料，现在这种“话吧”到处都是，但在当时，却是独一家。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事还上了报纸。那个公用电话亭一度曾经很火，这个开先河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陈启做生意的热情。也让单位的领导和职工们对他另眼相看了。　　

　　我和陈启在那两年，都在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我上班三年后，凭着学历、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厂办室副主任，说是副主任，其实就是个打下手的。而陈启他们科的那个科长后来成了公司的副总兼工会主席，管三产工程，一九九四年，公司将职工浴池拆了，重建，然后对外开放，陈启因为开电话亭事件，而被公司视为能人，于是，这个浴池承包给他了。　　

　　陈启在那时候很得意，其实他对于金钱的热爱还是超过了仕途的诱惑的。我对此是有所担心的，我认为陈启走的还不是个正道，我还是认为陈启应该在主业上加把劲才行，但陈启那时已经被发财的念头冲昏了头脑了，他一门心思想把浴池开好。他在社会上打广告，招了很多职业的足疗和搓澡工人，还准备购置一些桑拿设备，所有的这些，都是他在去广州考察时“引进”的先进经验。　　

　　我们的儿子兵兵那时刚刚七岁，上一年级，陈启是很喜欢孩子的，他们经常在每周日一大早就去登山，以前陈启不管多忙都要抽出时间来和儿子呆一天的，但是自从陈启经营浴池后，就再也没有这个节目了，我们经常一整天看不见他。　　

　　陈启后来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个叫陆忠的人，他们成了酒肉朋友，这个叫陆忠的人是经营洗澡设备的，像喷壶、水箱和整套的桑拿设备他们都卖。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多少也知道一些，陈启承包这个浴池，大部分收入要交给公司，自己可以截留一小部分作为周转之用，年底有提成，这留下的一部分里是很有油水和说头的，而在购买材料费用上也有猫儿腻，陆忠将洗澡设备以市场均价卖给陈启，但实际上，陈启交的钱数与发票上开的钱数是不一样的，陈启将这一部分差价自己吞了，那时候，我明知这是怎么回事，可没想过阻止陈启，我当时想的就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就是这样的，陈启做这事也是为家。　　

　　一九九四年以后我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了，单位按照职称分房子，我是中级职称，分了一套七十平方米的房子，而那一年，陈启的电话亭和浴池都走上了正轨，家里开始有了一定的积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装修房子的时候，陈启发了狠，选的料都是市场上最好的材料，什么胡桃木什么的，那两年我们生活得心满意足，意气风发。　　

　　乐极生悲，一九九七年，陆忠拉陈启做木材生意，那一次陈启投入了两万，数量不多，一个月后，货到位，他们一共赚了三万多块钱，按配股，陈启分到了五千元，他尝到了甜头，第二次，陆忠又拉他倒第二批货时，他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但是这一次有了问题，陆忠想做一宗大的，他要陈启垫十万块钱，否则这一股就不加他了。　　

　　我丈夫，不，准确地说是我的前夫陈启，是一个聪明的人，直到今天我也这样认为，他聪明，但聪明得有些过头了，这是他的悲剧。他太急于求成，想赚这笔钱，但是他又很聪明，他知道家里有三万多存款，这点钱只是杯水车薪，而且他压根就不想动自己的老本。于是，他就做了一个聪明过头的人都会做的蠢事，他挪用了公款。　　

　　这件事的结果和你们猜想的一样，这笔钱赔了。赔了的原因不是这个生意出了问题，而是陆忠，他拿着陈启和另一个股东集资的三十万块钱，跑了。　　

　　陈启在那段时间被隔离审查。他所有的账目都被拿走了。有天晚上，陈启一个人坐在家里喝闷酒，喝着喝着，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不好受。陈启突然问我：“青，要是我进了监狱，你还会要我吗？”我一听就哭了，我说没那么严重吧，可是我心里真是很没底的。　　

　　陆忠也并不走运，一周后他就被警察抓住了，他挟款逃走的原因是因为赌，他把骗来的钱还了赌债，但还没来得及挥霍，就被警方抓住了，追回了十多万块钱，这些钱按照被骗人各占的股份退还了。陈启的老科长、现在的公司领导说了话，陈启把追回来的钱加上家里的存款、从朋友处借来的钱凑够了交了上去，于是，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那个浴池被收回来了，陈启被安排到了一个协会，干了一个闲职，没什么油水了。　　

　　我们家庭在那个时候是很稳固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陈启经过这次挫折后已经变了，他两次都是坏在占小便宜上，可是这不但没让他有所教训，他反而变本加厉地对金钱的追求越来越执著了。我在当时看出他的问题，他有几次提出从家里拿钱做生意，都让我严词拒绝了，我要他老老实实地做本分工作，可他不听，那时我们开始发生了争吵。　　

　　其实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婚姻关系还是很好的。陈启最走背字的时候，除了和儿子在一起，就是陪我看电视。我在单位的发展比较顺畅，后来做了主任。三十多岁当主任，在我们单位女同志里我算是比较年轻的。我后来开始渐渐忙了起来，就忽略了陈启的事，而这时，我们之间的危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