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部争取思想自由的历史，就是争取宽容异见的历史。人类为了争取这项权利，尽管曾至“流血成渠，费了几世纪的工夫”，但终于能使少数的民主社会，人人都知道这是当然的权利。即使在非民主的社会和正在走向民主的社会，他的人民（有的只是少数）也都知道把这项权利当做理想去奋斗。这项权利的获得，是近代人类伟大的胜利之一，还没有得到这种权利的社会，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没有它，要求社会的进步是不可能的。　　

　　宽容的观念和宽容的要求，是一段古老的历史，中国在先秦就有“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古训，苏格拉底则是第一个为争取这项权利而死的哲人，他在定他的命运的裁判官之前，发表演说为自己辩护，他说：“世界上没有人有权对别人说，他须信仰什么，或剥夺他自由思想的权利。”人类社会出现宽容的事实，以及把这份权利制定法律予以保障，这是近代才有的事。房龙（Van Loon）在他专为研究“宽容”问题而写的一本书里曾说过：“我们找不着帝王或僧侣曾有容许他人行使‘行动或判断的自由’的愿心，或‘对于一般人所公认的行径或见解之心平气和的、不执偏见的容忍’的痕迹；在近代，这已成为我们的理想了。”在近代以前，人类社会为何缺乏宽容，房龙也有解释，那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不宽容实是他们的义务。在那种时代，所有种族的延续、安全，以及内心的和平，都有赖于无数建基于禁忌（taboo）之上的规条，假使一旦他们允许什么人来妨碍或反对那些规条，那么整个族就要处于危险中，所以他们不能不视这种举动为一切可能的罪恶中之最大者。到了近代，在科学理智之光照下，禁忌的真相被揭穿了，原先视为天经地义的规条也从根动摇，经过长期的争斗和痛苦，终于慢慢了解，宽容异见，无论是对人对己都是极为有益的事。　　

　　在不宽容的时代里，把异见常认做异端。传统的社会不宽容是由于有些规条不允许任何人置疑，现代的社会不宽容，自然也可能是由于一些新的禁忌、新的教条，但另有一项可能的原因，是把异端误认为是一种阴谋。异端和阴谋是不同的，美国当代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说：“不能认识异端与阴谋的分别，对于一个自由文明乃是最有危害的，因为把这两者看成相等的必然结果，假如异端被当做阴谋来惩罚，那就是这个文明的自毁；假如阴谋被当做异端来容忍，那就是这个文明被毁于他们的敌人之手。”那么异端和阴谋究竟如何区别？照胡克的解释：异端是关于社会的重大问题的一般人所不接受的一套观念或意见。阴谋则是一种秘密的或地下的运动，不用正常的政治或教育的方法，而用竞赛规则以外的做法，求达到它的目的。所以在自由的社会里，异端应该被宽容，阴谋则不能，尤其不可以把异端当做阴谋来处分。民主政治的可贵，是它把宽容异端形成一项制度，这项制度使双方都能受惠，一方面保障人有权利公开表示一种异见，一方面也可使权势者免于不义。范仲淹说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话，表示了传统士大夫的风骨，中国的谏官制度，原则上就是维护异见的制度，与现代民主所不同者，在古代往往要“冒死规谏”，近代民主运动却为人类创建了一个鸣而不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