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生理学家杉靖三郎在他《现代生活与健康》一书中，从生理学的观点谈“理想的人”，指出人的脑里有掌管知、情、意的高等精神作用的新皮质（理性的脑）和掌管生存所必须而与生活直接关联的“旧皮质”（本能的脑），所以，人如果光只有旧皮质的话，就只能像生物性的状态活下去，但假如要适应环境，“像人”一般行动的话，就必须用新皮质的睿智来思考、判断，以抑制旧皮质的冲动。他认为成全人为“完人”的新皮质，如将其所赋有的向上发展能力展现出来，文明就会更进一步向前推进。如果新皮质麻痹，人就会失去冷静的判断力，以至热血沸腾，甚至于使用暴力。为了社会的和平与繁荣，需要培养新旧皮质调和的人——有独立性和适应性的社会人，才是今后社会上理想的众生相①。　　

　　不论从往昔的历史，或是从目前的事实来观察，凡是具有高度社会适应性的人，往往是没有生活原则的人，他们狡猾、伪善，凡事只求圆到，不顾是非，这就是孔孟以来的儒者最讨厌的“乡愿”。另一方面，凡是保有生活原则和某种程度独立性的人，又多半是缺乏社会适应性的人，这种人可能如杉靖三郎所说，发展了新皮质的能力，可是又凝固了，于是个性就太强，可能因而步入孤独、痼癖之境，而触发其产生反社会的倾向。②中国先秦的老、庄可以说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1965年5月21日的《时代》周刊（Time）撰文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生存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又说：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这都是侧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一面，没有谈到知识分子的适应性。唐斯博士写完《改变历史的书》，检讨其中的十六本书，除开自然科学外，这些书大多出于不妥协的独立分子、激进派、革命者、宣传家，以及具有狂想的人。③这一群透过文字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有的富有反社会的倾向，有的根本就是社会叛离分子。　　

　　从以上的例子看，以往人类社会，一个人的生活，很难兼有独立性和适应性，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当一个人无法具有双重性能时，势必形成适应的多数与独立性的少数人之间的敌对，产生社会的价值分裂，少数睿智之士，对自认为崇高的价值自守，社会大众则服膺另一种价值，如传统儒者以仁义自守，岸然独立，社会以乡愿为能，复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相劝，如此分裂，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一个基本原因。如果我们承认，现代生活的理想，应该使二者兼具，至少知识分子应朝这方面去努力，那么我们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我想这困难是两方面的，一在知识分子自身，一在知识分子所生存的社会。就知识分子言，独立性是他的基本特质，因富有这种特质，因此不免蔑视社会庸众。就现代生活理想的标准看，以往这些独立之士，够得上是杰出人物，但就社会而言，他们的生活未必是健全的，因为他们缺乏适应性。由于这类历史事例累积久了，难免使知识分子认为独立而不适应，才是知识分子的常态。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我们应该放弃这种陈旧的观念，把自己从思想生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不但要做一个独立之士，同时也要求做一个社会健全的人。以往独立之士，虽也可以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但就长时期的社会演变看，影响力毕竟有限。如果知识分子的心态，能起一次重大的革变，使自身能具备独立性与适应性的双重性能，可能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此外，就社会方面看，以往知识分子所以培养傲然独立的心态，原因之一，显然是现实社会的污浊现象，促使他们产生厌离的心理，诸葛亮所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把这种心理充分显示了出来。因此，要实现现代生活的理想，社会条件的改变是必需的。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中，民主的社会，是最为有利的条件。这并不是说，民主社会就没有污浊的现象，而是说民主社会的污浊现象，人可以循合法的途径，有希望将之加以改变。相反地，一个极权的社会，或是由暴力统治的社会，则迫使知识分子与社会保持独立，因为他们对社会的改进感到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