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潘乃德（Rath Benedict）在《菊花与剑》一书中，叙述一个日本小姐三岛在美国留学，因生活教养的不同，而引起许多困扰。经过三年的适应，她断定美国人是生活在“优雅的亲密感”之中，但亲密感在日本却被认为是孟浪无礼的表现。所以只要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管其接受的程度多么微小，他们立刻发觉难以再忍受往日在日本所过的严谨生活，并把昔日生活称为失乐园、桎梏，潘乃德认为这是日本人德性的困境。也许上一代的中国人在美国，遭遇过同样的困境，但在今天，这种困境即使有，大概已不普遍。在国内，亲密感和拘谨感生活之间，似乎不曾演成严重的对立，在教育程度较高、年纪较轻的一代身上，早已丧失了拘谨守礼的生活传统。目前我们面临的是另一些道德的困境。　　

　　一、尊卑与平权　　

　　这个问题在前面几章里，我曾一再提过。今日的教育，仍严格要求青年遵守传统“长幼有序”的尊卑观念，青年人本身却因受现代化一些因素的影响，逐渐向往平权的生活方式。因此二者之间，无疑地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带来困扰。我在教室里，曾分别向两百多位学生做非正式的调查，获悉凡是与父母能融洽相处的，多半包括一个因素，即双亲对他们的态度很亲密，两代相处犹如兄弟、姊妹，很少使用长辈的权力。凡是与父母之间差距较大的，多半也包括一个因素，即抱怨双亲不能尊重自己的意见，动不动就使用权威。这些青年几乎一致欢迎两代间亲密相处的方式，有的青年甚至因父母能以平权的方式对待他们，而感到骄傲、自得。　　

　　中国传统一向是很重视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之间辈分差别的，据说这种长幼划分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在其他民族中很少见。在社会变化很少、文化相当稳定的传统时代，维系长幼之序的价值观念，是有它的经验依据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指导生活的，几乎全靠传统的经验，年长的生活经验自然就比较丰富，年轻人总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生活的指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大概就是这方面的“师”。长幼有序既然能满足人的需要，那么教年轻人服从尊长的权力，也就不会有多大困难。但在今日变迁如此快速的社会里，新的知识比旧的知识更有价值，新的经验比旧的经验更能使人受益，青年人保持上一代的经验愈多，可能对新社会愈缺乏适应力。在这种情形下，仍要教年轻人像传统那样服从尊长，有它事实上的难处。因此尊卑与平权，不是哪个好哪个不好的问题，而是一个适应的问题。传统的价值观念，多半只有在能帮助我们适应新处境时，才能被保留下来，否则不能。明知传统的一些原则，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如仍勉强保持，就足以造成年轻一代生活的困扰。　　

　　二、自由与责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倘若上帝不存在，则任何事情都会被允许。”这话自从被萨特引用过，似乎也跟着存在主义的流行而流行起来。青年人开始接受这句话，也许只能了解上帝不存在的好处，而不能了解当信仰上帝为世界主宰时，人们内心所得到的那份安全感和归属感，以及把大部分的责任交付给上帝，而免除人生重负的那份愉悦。这些是现代人再也得不到的了，因为现代人追求自由，希望自己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人类最庄严的一次奋斗，但至今所能看到的，都是奋斗惨败的记录。当近代人最初感到宗教束缚形成人类发扬理性的桎梏时，于是渴望自由。几百年来，人类得到的自由越来越多，但人类要为他自己所负的责任，也愈来愈沉重。现代化带来无穷的新问题，每一种问题都逼迫人类，要他为自己制造的问题负责，当人类不胜其负荷时，于是开始逃避自由。于是新的宗教呼声再起，新的极权主义勃兴，人类又企图走回头路，希望用古老的方式来解脱现代人心灵的重压。从存在主义者主张“存在先于本质”，肯定人是自由的开始，到心理分析揭发“逃避自由”止，正好反映出“上帝隐退”后人类的一段心路历程。　　

　　上帝存不存在，对中国人来说，那是无关紧要的事，但却无法逃脱自由与责任的困境。当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世界性的自由思潮时，感受到的约束不是宗教，而是传统的圣教，尤其是执行圣教的场所——家。在“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狂热追求自由时，家庭与父母成了他们直接的对头。青年们不曾想到，人增加一分自由，同时就增加一分责任。传统的婚姻，因不征求当事人的同意，被认为不好，但也不要忽略掉，父母作主的婚姻，他们就要担负一辈子的责任。现在恋爱可以自由了，要自由就要独立，要恋爱就要承受挫折与打击，处处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只有少数人能胜任愉快，多数则饱经困扰。本来追求自由，可能是基于道德感，当人对他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感到不胜负荷，甚至企图逃避责任时，再想维持原有的道德感，就变成相当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