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禁欲与幸福　　

　　禁欲主义在东西方的历史中，都同其悠久，也同样是道德的基本教条之一。贺佛尔（Eric Hoffer）说：“要使一种教条有效，显然不能使人理解，而必须使人信仰。”禁欲主义所以在东西方流行，就在它早就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二元思想，又强化这种信仰，中国理学有天理与人欲之辨，佛教有识心与智心之分，基督教有神性与魔性之别。从二元观出发，于是人类分成两类：圣人与凡人、僧（真）人与俗人、圣人与罪人，而以摒弃感官上的一切享受，作为超凡入圣的门径。他们以宁静的喜悦和心灵的升华为人生最高的快乐，以为只要靠道德的内省功夫，就可以获致自我的实现。——这就是禁欲主义者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如此人生、如此道德，对社会的功过且不说，对他们自身又如何呢？根据罗素的了解：“禁欲主义者在蔑斥一切感官上的享受之后，并没有增进他们的和善、容忍等美德；相反地，他们在折磨自己之余，觉得自己实在有权力折磨别人，在此，他们很容易接受独断主义，以巩固他们此一权力。”罗素的话，并不适用于几个创教的圣人，因为孔子、释迦、耶稣都不是禁欲主义者，禁欲主义也不是道德、宗教生活中本质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想道德、宗教的承继者所以竭力主张禁欲主义，可能是想假借这种几近神秘的修炼方式以示信众，增加信徒对他们的神圣感。此外，在匮乏经济的传统社会，人也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思想，认为禁欲就是道德的崇高表现。罗素的看法，也许是独断了些，因为有的人在排斥了一切感官享受之后，是增进了他们的和善与容忍的，如甘地和晚年的托尔斯泰。不过，可能有一点是无疑的，即禁欲主义使人的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都受到损害，因而使人的创造潜能也不能充分发挥。　　

　　纠正禁欲主义的谬误，主张幸福是一条可行之路，罗素和近代的功利主义者，都是朝这方面思想的代表。有人把现代生活里的纵欲现象认为是功利主义主张的幸福伦理的流弊，我无意在这里为它辩驳，我要说的是，现代人的伦理生活，必须以获得幸福为主要条件。幸福生活是很难找到客观标准的，它主要是诉诸个人的感觉。现代伦理的功能之一，是在允许各自认为的那种幸福生活，无论有多大的歧异，都可以并存。现代人必须学习容忍，最好是能欣赏别人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不强人同己。当然，各自认为的那种幸福生活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绝不可能包括掠夺、施暴、欺诈等非法之行在内。幸福生活虽没有客观标准，但有一个低度的条件，即在生存必需品满足以后，始有幸福可言。陶渊明、杜甫在诗的创作方面是伟大的，但因过分贫穷，生活方面无论如何都是不幸的。现代人的纵欲现象，不必加以夸大，在总人口数中所占比例极其微小，人受到生物律的限制，纵欲者为自保的本能所驱策，必能自加抑制，所以不必担心。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绝大多数既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是纵欲者。他们所渴望的，是过一种遵照自己的需要和依据自己的标准所选择的幸福生活。　　

　　三、道德的组织化　　

　　传统的道德（不限于中国），是对应着较单纯的生活和与人际关系结合密切的小组织产生的，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的“爱邻如己”。这类道德起点由个体出发，终极的目标则要求个人人格的完美，扩及社会，也只限于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因此传统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寄望于道德教化，而道德教化的功效，则系于少数有德者，如曾国藩所说，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这在传统圣化的社会，的确是如此。“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行下效，风吹草偃，在生活单纯的小组织里，少数人道德的感化，是可以收到效果。但在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里，如果把人的爱心和慷慨，仅由面对面的方式表现，把移风易俗的重任，仅寄望于少数有德者，我们很难想像这个社会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人类的爱心与慷慨，业已利用科技的工具和企业化的大型组织在进行——这就是道德组织化的意思。道德经由组织系统的运作，可以不必用面对面的方式，就能达到救助远方人的目的。一个地方发生水灾或旱灾，现代可以利用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和有组织的机构的操作，迅速地将物资运往灾区，这就是道德组织化的功效。谢恩说：“在这个时代，利率的些微变动，即会触发通货膨胀（伤害到收入固定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或是通货紧缩（造成失业），这证明仅说联邦基金储备会议需要好人来组成是不够的。当然那些人应该是好人——廉洁、献身人类福利，处事公正无私。但他们也同时应该了解财政和经济制度的复杂运作系统。该制度运作所产生的利害后果，其力量远大于其中分子作为的好坏。”这说明在现代经济生活里，组织化的道德，其重要性远大于个体性的道德。这自然不是说，个体性的道德不重要，“爱邻人就是直接亲自去帮助在需要中的人，这种面对面的善行永远都是重要的，人类社会绝不会因成长而不适于它”，问题在现代组织化的社会要求更多，只有组织化的道德才能满足这种要求。个体性的道德与组织化的道德，实一根而发，这个根就是人类的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