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观念的激变，不必然导致道德的崩溃，因为变可以是道德创新的先兆。事实上，半个世纪来，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了适应新处境，新道德或新价值观，早已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滋长，成为生活的主导原则，并影响到他的左右。这种知识分子，在家庭中，主动放弃了传统独尊的父权，尊重每一位家庭成员的意见；在公务上，与下属有讨论问题的习惯，重视舆情，随时调整自己，使自己的工作能符合大众的愿望；在学校里，改变了传统学徒制的师生关系，重视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只是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数量实在太微小，与常见的道德败坏的现象更不成比例。　　

　　目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道德崩溃的时代里，这一点对熟悉人类历史的人来说，毫不足奇，研究过世界文明史的杜兰（Will Durant）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不道德事件，从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只是种类上的差别，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异。”⑤我同样可以套用他的话说：与我们这个时代道德崩溃的现象相比，从春秋、战国以来，只是种类上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差异。所以我在这里讨论“道德崩溃”，不是要指证我们这时代特别坏，而是想尝试了解一下促使这时代道德崩溃的新因素。　　

　　一、战争　　

　　据杜兰估计，在过去三千四百二十一年有史时期，只有二百六十八年未曾发生过战争⑥，梁启超、余天休也曾就中国的历史做过统计，自公元前221年起，至1920年止，二千一百四十一年间，对内对外的战争共达一百六十次，费时八百九十六年，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战争。⑦这些数字，正可以证明历史家所说的“战争是历史的常态”⑧。为此，有的哲学家肯定战争的价值，认为战争乃是万事之父，乃是观念、发明与制度的有力源泉。⑨我无意为战争做任何辩护，像我们在战争中长大的这一代，要说对战争不痛恨，是难以想像的事。我想，凡是战争能带给人类文明的好处，如果人类真有智慧，总有一天能由其他的方式获得。战争是人类无可饶恕的罪行，战争是历史常态这一事实，与“每一个时代，罪恶都会得势”⑩这一事实，正是历史的两条并行线，如果人类对自己还有信心，应该能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制度，使这两条恶恶相连的并行线，不再延伸下去，使五百年或一千年后的文明史家能骄傲地说：“自从战争在历史上大量减少以后，不道德的罪行，也沿着同一弧线在逐渐减少。”　　

　　20世纪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人类已经历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战，由于交通、运输、武器和作战的方法进步，战争规模之大，破坏力之强，都属空前。无疑地，如此新型的战争，对人类道德的败坏力，也是史无前例的。战争越升高越扩大，人类的道德力越衰微越堕落。对传统的战争形式而言，世界性大战实构成20世纪道德崩溃的新因素。存在主义的思潮虽发源于19世纪，却乘着二次大战而风行。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遂因此被称为“战后情绪的哲学家”，他们所揭示的概念如不安、失望、痛苦、怖栗、死亡、空无、焦虑等，充分显示出人类在大战摧残下的精神状态。也许哲学家们不只是反映这些事实，而是企图借这些扣人心弦的符号，苏醒人类的灵魂，促使人类的觉悟，增进人类的道德力，结果似乎适得其反。这些概念的泛滥，反而助长这一代人心灵的麻痹。历史学家说得对：“当自保都危急时，十诫只好丢在一边”，那么中国长期在帝国主义蹂躏下，传统的道德被丢弃，还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回想童年时代日本侵略军用取乐的心情残害我们的妇孺同胞，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二、恐惧　　

　　恐惧是人类长久以来复杂的心理之一。原始人因恐惧而产生神灵崇拜，文明人因恐惧而拥护极权，宗教与极权不但没有能消灭人类心理的恐惧，反而陶养成人类恐惧的习惯，以为恐惧乃正常的心理状态。20世纪由于科学、工艺的进步，由外在因素所造成的恐惧，已日渐减少，可是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恐惧，却日益加多，原子和核子武器，使今日人类笼罩在世界末日性的恐惧中，技术专政形势的形成，又使人类失落在自身无力的恐惧中，这些20世纪的新因素，都足以助成人类道德的崩溃。盖末日感，使人疯狂地追求物欲享受，当今人类似乎只有在物欲麻痹中，才能享受一刻宁静，摆脱掉恐惧感的侵袭，似乎只有在无限征服、竞争中，才能证明自身的力量。残忍的行为往往源自残忍的冲动，残忍的冲动，则源自内心深处的恐惧。恐惧感把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置于敌对的地位，一遇导因，马上开始互相残杀，残杀也成了暂时解脱心理恐惧的一种方式。人类偶发的道德感，都被多重的恐惧所震慑。人类假如没有智慧，减除一部分恐惧感的压力，要想提高道德力，恐怕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