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与社会参与　　

　　女子在社会上要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待遇，仅靠思想的鼓吹和兴办女学，还是不够的，她们必须在观念上觉醒以后，实际能参与政治和社会的活动，和男子一样对社会国家提供贡献，也就是说，女权的争取，必须女子本身去付出代价。这一点，清末民初女界的先觉们，是真正做到了。　　

　　在民国前二十年间，已不断有女子留学日本。1903年，一批留日女学生，曾组织共爱会，宗旨是：“以拯救两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国民之天职。”同一时期，在国内的康同璧（康有为之女）、薛锦琴等人于上海张园开外交演说大会，开妇女爱国运动的先河。1905年当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秋瑾即加入，不久回国参加实际革命行动，她牺牲报国的事迹，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此外，卓国兴、卓国华姊妹，徐慕兰、徐宗汉姊妹及广妹等，曾参加“三二九”黄花冈之役。同年秋，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甚感兵源缺乏，吴淑卿女士请准黎元洪，曾组织女子军一队。风气一开，秋瑾的弟子尹锐志姊妹组织浙江女子军，参加杭州之役；辛素贞等组织女国民军、女子决死队及女子暗杀队，负责武昌城守备之任，并参加攻击南京、汉口之役；沈警音等复募集女子军团于上海。另有一批妇女组织红十字会。上海南市（中国地界）各医院所组的红十字会会长为张竹君，会中女会员有五十四人，曾至汉口、镇江等地为革命军服务。　　

　　民国成立，为了适应政党活动的需要，女界领袖也转移目标积极要求参政权。1912年1月23日，上海妇女团体如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男女平权维护会、女国民会等，曾联合起来邀集十八省妇女代表，在南京开参政同盟会，会中议决政纲十一条，其中有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实行普及教育、改良家庭习惯、实行一夫一妇主义、禁止奴婢买卖、禁止无故离婚、实行结婚自由等。嗣因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徐汉清、张昭汉、唐群英、尹锐志等二十人，以中华民国全体代表名义，向孙总统和参议会分送请愿书，要求约法中增列男女平等的条文。1912年3月11日，临时约法公布，妇界要求落空。3月19日，唐群英等，一面上书总统抗议，一面率领武装女青年三十九名至参议院，当时即与议员们发生激烈争辩，没有结果。次日，再度袭击参议院，与警卫发生冲突。在南京方面虽无结果，但就在女子参政运动闹到白热化的时候，近代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临时省议会，却选出了李佩兰、伦耀华、汪兆锵、吕汉元、余岱宗、程云卿、吴桂嫦、郑鸿云等八位议员，成为中国宪政史上最早的女子民意代表。　　

　　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已使国人失望到极顶，一时联省自治的呼声很高，舆论界热烈讨论着，怎样的政府才能领导中国走向正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阵论政的空气，感染到北京各大学的女生，于是有民国以来的第二次参政运动。1922年的暑假，中国大学女生万璞和法政专校女生周桓等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开成立大会时，曾发表宣言，要求女子参与全国政治，要点如下：　　

　　1.推翻专为男子而设的宪法，以求女权的保障。　　

　　2.打破专以男嗣为限的袭产权，以求经济独立。　　

　　3.打破专治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知识的平等。　　

　　此外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则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于1922年8月13日，开茶话会招待学界和新闻记者，23日开成立大会，也发表宣言，宣言有七条纲领：　　

　　1.全国教育机关一律为妇女开放。　　

　　2.女子与男子平等的享有宪法上人民应享的权利。　　

　　3.私法上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承继权、财产权、行为权等，一依男女平等的原则，大加修正。　　

　　4.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　　

　　5.刑法上加入“同意年龄”及“纳妾者以重婚罪论”的规定。　　

　　6.禁止公娼，禁止买卖婢女，禁止妇女缠足。　　

　　7.依“同工同酬”及“保护母性”的原则，制定保护女工法。　　

　　以上这两个宣言，比之早期的女权论者金一等所要求的，更具体切实多了，这些要求，对一个民主的社会而言，都是必要的条件。半个世纪来，当年新女子们所要求的，大部分已经实现，她们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历史在曲折多难中，仍会有进步，这是我们应有的信心。　　

　　当清末民初女子参加革命和参政运动的热潮退去以后，女界为了使得更多的女同胞获得参与社会的机会，开始走向一个新的趋向。此即鼓吹妇女从事实业活动，惟有如此，妇女才能经济独立。一旦妇女能经济独立，不论在家庭在社会，自然容易得到和男子相同的地位。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如果不是伴随着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为妇女们提供了大量独立谋生的机会，就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