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潮的冲击，中国妇女的生活，起了空前的变化，下面拟就三点来观察清末民初这一巨变的过程。　　

　　一、鼓吹女权　　

　　一个社会运动，大抵是先经由思想上的鼓吹，然后落实到社会现实付诸行动，然后达到改造的目的。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的转变，也是顺着这一步骤在演进。　　

　　梁启超在清末的二十年间，在言论和思想方面是影响最大的人物。早在1897年就发表《变法通议》，主旨在主张育人才、开学校、变官制，文中亦论及兴女学，希望借提倡女子教育，以达到伸张女权的目标。梁先生指出，在全国四万万同胞中，有半数的妇女，“无一生利者”，这使女性因依附男子而受犬马奴隶的待遇，男子亦因终岁所入，不足以赡养其妻孥，而深受其苦。因此主张女子要受教育，使她们足以自养，“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这样做是否就能达“民富”，诚不可知，但要提高女子地位，经由教育达到经济独立，无疑乃属首要。　　

　　传统中国有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对提倡女学极为不利，这观念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梁启超提出批评：“人有恒言曰：‘妇人无才便是德’，此言也。世之瞀儒执此言也，务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女人不受教育，不但因不能自养而“累其形骸”，更严重的是“损人灵魂、短人志气”。女人并非天生贱种，完全是因为男性的自私和社会的限制，使她们的潜能无从发挥。不过即使在传统社会，女子依然要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尽母教的责任，女子不识字，不读书，如何能尽到母责？所以梁启超说：“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在这里，梁氏为兴女学和扫荡无才是德的错误观念，找到了很有力的理由。　　

　　此外，梁氏在写《变法通议》的同一年，又有《倡设女学堂启》一文，文中除痛击传统社会封闭女教之弊害，已提出“男女平权”的崭新观念，并认为这是达到复兴国家、增长民智的始基。他说：“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这些言论，对冰封已久的妇女生活，在当时的社会，的确起了解冻的作用。　　

　　在早期的启蒙运动中，除梁启超外，鼓吹女权最有力的作品，是自称“爱自由者金一”所著的《女界钟》。此书出版于1903年，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要促进女子觉醒的书。主旨在鼓励妇女参加革命行列，脱离过去的奴隶地位，以达到男女平权的目标。金一认为，道德知识，是人类天赋的权利，不论是男是女都一样，这种天赋的条件，“无日不婉转却曲以求伸，不伸于此，必伸于彼。”传统男子中心的社会，不使女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复用无才是德的观念使之理由化。女子的天赋才智和精力既不能用于读书，自不免另求发泄，于是有“斋醮之事”、“寺观之游”，甚至与三姑六婆交密，女子这些行为反被男性批评，岂是公平的？　　

　　金一又列举传统中国的女子有四大障害：　　

　　1.是缠足。他认为男子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使中国“日趋于禽门鬼道”，带来亡国灭种之祸，“皆由于自造，而非人所能为。”　　

　　2.是装饰。女子生活被限于闺阁之中，只能在装饰方面翻新花样，使“心力日力，耗诸无用之地”，所以他主张剪发，他说：“今西方志士，知识进化，截发以求卫生，吾以为女子进化，亦当求截发始。”这是中国最早提倡女子剪发。　　

　　3.是迷信。传统时代，人都深中迷信之毒，而迷信又特别与女子为缘，针对这一点，金一图以激发女子爱国救世之心，以破除女子的迷信。在这里，金一发表了超时代的言论，这些言论洋溢着崇高的人文精神。他说：　　

　　日赞孔子、基督，不如自为孔、基之为愈也；日念普门大士、湄洲圣母，不如自为大士、圣母之为愈也。杨枝甘露，洒遍大千；披发仗剑，逍遥海上；慧眼微观，众生之苦恼如此矣。善女人！善女人！竭诚与否，信道与否，其以吾此言决之。　　

　　后来所以能创建民国，就是因为革命领袖和无数志士，能不以传统自限，并具有“披发仗剑”的气概、“逍遥海上”的襟怀，和“慧眼微观”的睿智，才做下创世纪的功业。　　

　　4.是拘束。传统女子，由于过多的拘束，使她们出门半里，就不能辨别方向，连极普通的事情也不懂，她们受到不文明之法的待遇，自弃于文明之外。现在情势已经不同，20世纪是一个女权觉醒的时代，金一希望中国的女子，也能“享平等之生涯”，成为“眉英英其露爽，语侃侃而逼人，宝剑蛾眉，神龙活现”的时代新女性。　　

　　除了揭发传统女子四种障害之外，金一还提出两种积极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