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晚期至春秋时代，两性的关系依然是相当自由。据杨筠如的研究，这个时代的两性关系是：1.同姓可以相婚嫁；2.男女可以自由结合；3.妇女贞操问题尚未发生。⑧到了汉代，专制天下已告统一，社会的控制需要加强，于是礼教逐渐发生了功效。班昭的《女诫》七篇，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她首先主张：“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三从四德和三纲的观念，她都接受了。因为这是女子现身说法，所以对后世影响很大。不过汉时因去古未远，流风余韵还在，两性关系受礼教的影响依然不深。明显的例子是当时士大夫并不以女子改嫁为非。下面举几个历史上有记载的例子：　　

　　例一：朱买臣尚未显达时，妻子因贫要求离婚再嫁，后来朱买臣发达了，对他的离婚妻子和她的丈夫，仍能给予照顾。　　

　　例二：焦仲卿的妻子，因婆婆不喜欢她，被遣回娘家，就有太守和县令，派人来议婚。　　

　　例三：邓元义的妻子，因与婆婆不睦，被遣回家，后来再嫁给华仲，华仲是位大官，有一天和太太坐车经过大街，恰好被前夫邓元义看到，元义跟同行者说：“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⑨　　

　　其他的例子尚多，不必细举。从汉到唐，两性关系在礼俗方面没有重大改变。唐代有位女子宋若华，写了一部《女论语》，把女子应遵守的“贞节柔顺”的大道理，阐述得十分透彻，与班昭的《女诫》齐名，因为她大部分用的是很口语化的文字，所以比《女诫》流传更广⑩。这说明严格的女教，业已深入士大夫之家。不过在唐代，两性的离异，仍能保持相当的自由。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公主再嫁者，竟有二十三人之多，三嫁者有四人。韩愈在唐朝，是位有名的卫道之士，可是他的女儿就曾两度改嫁。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不论是朝廷或士大夫家，把两性离异的问题，看得依旧很宽松。　　

　　宋以后，妇女生活开始了大的转变，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一转变。　　

　　第一，法律发展已经完成，根据礼教制定的法律，不但加强了对妇女生活的控制，且明文规定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依唐律（唐以后历代皆如此），夫对妻的祖父母等，必有“殴”之事实，方犯义绝；而妻对夫之祖父母等，或殴或詈，均可构成义绝之状，这是第一件不平等。妻与夫之缌麻以上的亲人通奸，即犯义绝；而夫非至与妻母奸，则不为义绝，这是第二件不平等。妻欲害夫为义绝；夫欲害妻，则不在此限，这是第三件不平等。　　

　　第二，女子缠足风气的流行。缠足风气始于五代南唐，嗣后风行千年而不衰。为什么要缠足？《女儿经》的解释是：“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可见缠足不只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作用是妨闲。一旦女子终身被限在闺阁之中，大部分的礼教，自然能顺理成章地执行。缠足以后，就是想效法《诗经》时代的女子，奔跑在山巅水边，追逐在花前月下，也是事实上所不可能了！　　

　　第三，理学家提倡节烈观念。下面引两则程伊川和朱熹的话为例：　　

　　例一：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娶，如何？”　　

　　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例二：　　

　　陈师中的妹婿死了，朱熹写信给师中，希望他设法使其妹守节：　　

　　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弟，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把女子改嫁看得这样严重，是宋以前所没有的事。理学主宰学术思想、维护风教达七八百年之久，他们的言论，在社会所树立的权威，甚至比法律的效力还要大。林语堂有一次接受电视访问，谈到他家乡的风俗，他说闽地是朱熹来了以后，风气才开始封闭，女子才不再出阁门，可见理学家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