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权威性格倾向，存在中国的传统中，除以上两节做了有力的说明外，大抵已被有关学者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过百年以上急遽的社会文化变迁后，权威性格改变了没有？如果有改变，究竟改变到什么程度？　　

　　根据国人所做的少数研究中，到目前为止，对这两个问题，都还不能提出确实可信的答案。不过根据个人经验的观察，现代的家庭组织、教育制度，和传统时代比较，都已起了很大的转变，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多少都要有相应的调整。传统的家教和法律，都全力在支持绝对服从父母和长上；现代的家教和法律，事实上已不是如此。纵然有人不断提倡，企图恢复传统式的孝道，但当这类行为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拒绝时，自然不能产生效果。生活在变动不居情况中的现代人，事实上是一面在发展并组合新反应，同时也在淘汰旧反应，如果没有这样的伸缩性，一个人如何可以生存于急遽变迁的社会？因此，传统的权威性格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是可以料想的。新近一项初步的研究正部分地印证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权威性格已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不过在另外一项有关家庭权威的研究中，发现台湾学童的人格结构或信仰系统，都有封闭和独断主义的倾向，而且愈到中学阶段愈厉害。这方面的问题，很值得做规模较大的深一层研究，因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国民性的改变是关键所在。下面拟以前述权威性格的特征做参考点，提出一般性的思考，供给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们做参考。　　

　　性格的构成，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密切相关。社会化过程中，又以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占最重要的地位。因此，要改变中国人的性格，也要从这两个部门去着手。中国过去由于循例重俗，父母与教师对一个违反习俗的孩子，往往严辞斥责，甚至加以惩罚。现在我们既知道严守习俗为权威性格的一个特征，要改变它，就应该考虑对习俗的态度放宽。文化有理性的部分，有反理性的部分，也有非理性的部分。社会习俗大部分是属于非理性的部分。所谓非理性的就是无所谓合理不合理。愈是现代化的社会，习俗愈显得多样性。年轻人由于好奇心强，或由于爱时髦心理，对习俗改变的弹性较大，父母们常常用自己年轻时的标准，对孩子们的好尚加以评价。像迷你裙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好多女孩子因穿着迷你裙，受到父母的阻扰或斥责，孩子们总是不服，父母们也提不出足以说服的理由，因为风尚本来就是非理性的。时间一久，大家看惯了，父母们也会发觉并没有什么不对劲。再回想当初两代间为这种事争执，是多么不值得。问题是年岁大的人对新异事物的感受力和适应性都可能比年轻人差些。自觉到这一点，以后面临这类问题时，只要心情放宽些，就会过去的。我有一个朋友，母亲去世，父亲依照传统习俗，要他在殡仪馆的追悼仪式中，履行披麻戴孝的跪拜礼，儿子认为行鞠躬礼答谢就可以。为了这件习俗的问题，父子闹得很不愉快。在重视孝道的传统里，对这件事，大家也许就不会把它看得像穿迷你裙那样的单纯。但它仍属于习俗的范围，凡是习俗都可以改变，事实上也不断在改变。我去殡仪馆吊丧的经验，有的家庭仍行跪拜礼，但有的家庭就已行鞠躬礼，谁能根据这不同的仪式，就评定他们的孝或不孝呢？　　

　　到现在，我们仍可以经常看到或听到，父母和教师们用“乖”或“不乖”来评定孩子和学生们的好坏。“乖”就是顺从，“不乖”就是顽皮、脾气坏、有个性。很少人肯去想想这一习见现象的背后，实蕴藏着大问题。首先，乖不乖的标准，会加强孩子和学生们的“顺从”和“依赖”的需要，顺从和依赖的需要越强，权威性格的倾向也就越大。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不容易看出它的问题，因为传统社会的孩子，他将来的出路，多半可以受到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大力帮助，也比较有固定的阶梯可以顺序而上。可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行业的分歧和兴趣的诱导，大部分的孩子一旦踏入社会，都要靠独自的奋斗，去面对社会的剧烈竞争，这时候他要靠较强的“成就需欲”的支持，他才有本钱和别人去竞争，而“成就需欲”和“顺从”、“依赖”的需要是相互冲突的。我们的父母，当儿女小的时候，一味要求他们做“乖”孩子，等到长大成人，又渴望他们马上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能做大事、创大业，这怎么行呢？据心理学家的发现，“成就需欲”为促进现代化的动力。因此，成就动机的强弱，将决定一个人工作的成败。基于这点认识，我们的父母和教师，实应重新检讨对孩子和学生们的评价标准。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学生，将来能成为一个善于独立思考和富有独立能力的人，能把他们的创造潜能发挥出来贡献社会，那么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里，就应该允许他们表现个性，允许他们和自己讨论问题甚至争辩，承认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因斯坦曾说过：“假如一个人精研了基本课程，具备了独立思考和工作的能力，他一定能够发觉自己应走的路，比起获得详细的知识来得更能适应于进步和改变。”这是爱氏根据他做学生和做教师所获得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的父母和教师们三思。读过古今传记的人，大概都能同意：从来没有一个顺从、依赖、缺乏个性的人，能在任何一方面具有杰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