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二元价值观。二元价值观有两种，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是恶性的。中国传统讲夷夏之辨（“只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禽之辨（“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如果只限于主观的判断，或只是代表一种道德制裁的标准，都只能算是良性的。传统利用“义利之辨”，轻蔑功利，打击商人，甚至不许商人之子参加科举，这也是恶性的。正统、异端之说，是典型的二元价值观，孔、孟之道被视为正统，杨、墨、佛、老之言，则斥之为异端邪说。所幸历代最有权力的帝王，有的信佛，有的信道，如果帝王利用孟子斥杨、墨，理学家辟佛、老之言迫害异端，其后果会如何？人类史上，把恶性的二元价值观发挥到极致的，大概要数希特勒的纳粹党。纳粹党把任何一个阻碍希特勒愿望的人或东西，都一律视为“犹太”、“没落”、“腐化”、“民主”、“国际主义”，然后再加上一个最厉害的侮辱：“非雅利安”。另一方面，任何希特勒愿意称为“雅利安”的东西，都一定是高贵、善良、勇敢、荣誉。因此无论他号召人民做什么事，总是叫他们“完成雅利安人的传统任务”。在这样的二分下，好的变成“绝对好”，恶的变成“绝对恶”，二元价值观与权力相结合，便自然会使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扑灭“罪恶”。从这种观念出发，杀害犹太人就成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必须有系统地、认真地执行。一切富有煽动性的辞令、宣传，无不善用二元价值观，古今皆然。因此，二元价值观，不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它可以用来作为护卫权力的战斗武器，带来弥天大祸。　　

　　5.认同于权力人物。认同于权力人物，和服从权威不同。服从权威是被定在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上，绝不可僭越；认同于权力人物，除了对权力人物怀有欣慕之情外，还可以顺着一定的阶梯，使自己也能变成权力人物。就中国的传统看，权威性格投射而扩大的另一片银幕，就是代表身分高下的社会阶层。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皇族，居于社会最高层，其次的儒吏层系，士绅、地主、农民、工商和其他，阶层的高低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愈接近最高层的人，在社会所享有的权力可能性也愈大。儒吏是帮同皇帝统治的，士绅和地主与儒吏的关系往往只不过是在朝在野的分别，农民比其他行业有较多的机会向上爬。这种以权力为衡而安排的社会阶层，充分说明中国传统对权力人物的强烈认同。流行的谚语中，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正是这种社会的最佳写照。　　

　　6.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一个具有权威性格倾向的人，日常生活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谈起话来总是自以为是，不喜欢聆听别人的意见，更不耐烦与人讨论，思想的表达采取独断论式。这样的人物，不要说在传统时代比比皆是，即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可能依然很普遍。明明只是普通的谈话，却要把它当做“训词”；纵然是上司不成熟的意见，下属却总是看做“奉谕”。既然是“训”是“谕”，自然是不会错的。这种风气，使那些有权向人“训”话下“谕”的人，很容易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　　

　　就中国传统看，道统权威的塑造，可能是我族中心文化观的有力支柱。由道统的观点出发，中国自然是代表“文化上邦”，其他民族都应该“万方来朝”，“四夷宾服”。这种想法，在清末曾使中国与西方之间，产生过许多纠纷。至今有些保守人士，仍不加论证地就肯定“中国文化为救世界的宝筏”，好像中国人总负有一种“使人归向文明的使命”。平常我想发这种言论的人，也许只要看点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多吸收点比较文化的知识，就能改过来。现在我觉得，这类言论，正是权威性格的护身符，问题不在知识，而是在性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