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促使中国人的权威性格做有效的转变，有对这种性格的特征加以了解的必要。　　

　　1.严守习俗。习俗常常拒变，每一个传统性的社会都是如此。近代由于科技发达，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习俗也随着变迁的社会情况而变迁，大抵与经济功能有关的习俗，如生产技术方面的改变的速度较快，与信仰或生活规范有关的习俗，改变的速度就比较慢。习俗中速度改变最快的部分，如妇女的服饰，社会学家有称之为时尚（Fashion）的。一种习俗如经过宗教、道德或政治权威的认可与支持，它就会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而转升为“民德”。习俗一旦转化为“民德”，就产生强迫个人遵守的力量。中国传统中数不清的习俗，大都是经由这样的转化而成为“天经地义”的。像不许妇女改嫁，本只是男子中心社会的一项习俗，可是一经理学家的评定，“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被社会视为维持善良风俗的金科玉律。如果照人类学家潘乃德（R.Benedict）的说法，文化乃个人性格外射（Projection）而扩大的银幕，那么严守习俗的传统，不过是权威性格投射的银幕罢了。中国人保卫传统习俗的情绪那么强烈，对违犯惯例的人那样歧视，问题就在权威性格上。近百年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不要说像政体革新那样大的问题要一再失败，就像改变小的习俗如剪发、短裙、短袖，都会引起风波。另一方面，复古的声浪却此伏彼起，许多的习俗被革除又再复兴（像祭天、扫墓之类）。这都反映出我们是一个权威性格很强的民族。　　

　　2.不加批评地服从权威（如父母、长上、超自然的力量等），特别是理想化了的道德上的权威。由于孔、孟人文精神的表现，曾使他们对代表超自然力量的天神产生过怀疑，偶然也有批评，但对父母、长上等权威，自始就主张无条件地服从。在民智未开的社会，超自然的天神，对人民的心理有绝对控制的力量。汉以来的传统，就利用这种心理，不但视君为天子，连同双亲和丈夫也被视为“天”，类同于超自然的力量，把君、父、夫建立起绝对的权威。如有人敢对这种权威略示异议，都可能成为惊世骇俗的行为，东汉王充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一篇自传式的文字里，因坦率地提到他父亲和祖父生前的劣迹，结果“不孝”和“名教罪人”的大帽子就压到他头上来。等到后来把“詈祖父母、父母者绞”（参看前节之文）这类禁条订进法律以后，对父母不要说不敢公然批评了，就是私下偶然兴起这种念头，都可能不寒而栗。至于不加批评地服从“理想化了的道德上的权威”这一点，四十多年前顾颉刚就已做了有力的说明。根据他的研究，发现中国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经学”是学术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这四种一元论又归于一，就是拿道统说来统一一切，使古代的帝王莫不传此道统，古代的礼制莫非古帝王的道的表现，而孔子的经更是这个道的记载。”在这样一个传统里，早期儒家人本主义的精神得不到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　　

　　3.相信命运。地不分中西，时不分古今，相信命运大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不同者，只是在程度上有强弱而已。命运观念似乎可以做这样的了解：人相信命运如果由于信仰超自然的力量，或是由于被困在不可克服的限制中，那么他相信命运就不必然与权威性格相关。如果是由于维护人世间的权力，而悉心制作出一些人为的权威，尤其是这些权威经常要和我们发生不可避免的亲密关系，人们在这些权威控制下，毫无选择的余地，因而只好对生活抱宿命的态度，在这情形下，人相信命运才是表现权威性格的特征。生活在中国传统中的人，所以特别相信命运，乐天安命的思想普遍深入人心，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形。一个人自作主宰的能力和余地越大，相信命运的程度必越弱；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忍异见，又教条横行，相信命运的程度必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