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之间的恶言詈骂如何处罚，唐律没有规定，明律骂人之罪罚“笞一十”。但唐律已载“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打父母则处斩。斩比绞罪重，斩不待秋冬随时执行，没有特赦的机会，绞刑一定要等到秋冬才执行，尚有一线的生机。殴打父母，法律明文规定处斩，但也有因皇帝的意思，加重处罚的例子。清同治四年，湖北地方某士大夫与妻共同鞭打其母，同治下令把这对夫妇处剥皮之刑，并将骨骸烧化为灰，飞散空中，不使污秽遗于天壤。这件案子还罪及无辜多人，夫之尊长、妻之双亲减绞刑一等，邻里以不告坐流罪，地方官以教化不力，免职。　　

　　五代、北宋时，中国已有“凌迟”的极刑，元代以下就以凌迟之刑处分杀祖父母、父母者。明律：“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斩，已杀者皆凌迟处死。”注：“已行者，不问伤人未伤人，不问首从，皆斩；已杀讫者，皆凌迟处死。”孔子解释“无违”，曾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唐律根据圣人的教言，规定祖父母及父母在，子孙不可“别籍异财”，不可“供养有阙”，否则就是不孝。父母去世，丧制未终，不穿孝服的、忘哀作乐的，一律处刑三年；在路上碰到奏乐，伫足而听的或是参加喜宴的，都要杖一百。　　

　　论语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则故事影响后世很大。它造成中国人亲属间之罪恶互相隐蔽的普遍现象，历代立法者，为了维护亲亲主义的权威，宁可牺牲法律求公平的精神，而明文加以认可。汉律就已规定：“亲亲得相首匿。”宣帝时曾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乱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唐律更把应用亲属的范围扩大：“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皆勿论。”法律容隐亲属罪行，不守此法者，反而要被处以重刑，如西汉刘爽告其父衡山王谋叛，结果以不孝罪名弃市；梁武帝时，有子证其母诱拐罪的，也被流谪交州。唐律可能发觉这种极端容隐亲属罪行的现象，不利于巩固皇家权力的要求，所以在上引的法律条文下，增加“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这是说亲人间如有造反的，依法就不应隐蔽。说明在专制政治下，君权可以高过父权，忠、孝之间万一发生冲突，只好舍孝而全忠。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里，因悉心维系亲亲主义而产生的问题还很多，如“复仇”问题，如“割股”问题，在此不必细叙，读者也可以想像到，只要是在孝道的名义下，种种罪行不是被公认，便是被默许。孝道从圣训经由制度化，早已成“天经地义”，就是连幻想或神话的故事里，也都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代表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但他本领再大，怎么也翻不出代表父权的如来佛、玉皇的手掌心。又如《薛仁贵征东》，后半部描写父母及儿子的三角关系，与西方“伊底帕斯”的故事很类似，但结局却截然不同，《伊底帕斯》里是儿子杀死了父亲，在《薛仁贵征东》里却是父亲杀死了儿子。这情形或许可以了解，制度化孝道的权威，不仅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层，甚至深入到潜意识层。总之，生活在中国传统里，一个人能顺从，不仅足以自保、自利，且代表最高的美德。因此权威性格的反应，早经陶养成自动化的习惯，至今我们的大学生权威性格的得分，仍高过其他国家，可谓其来有自。经两千多年精炼而成的国民性，不是短短几十年的时光就能完全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