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代的君臣，了解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的道理，所以提倡家族主义下的孝道，即无异提倡专制主义下的臣道。孝道不但可以维持家族内的和平，同样也可以巩固社会和政治。因此，从汉代开始，就利用政府的力量推行孝道，并为孝子安排特殊的出路。嗣后历代帝王莫不以奖励孝道为政治第一要务。　　

　　为了推行孝道的方便，也为了强化忠、孝混合的效果，汉代又提出“三纲”之说，作为伦理教化的纲常。一般都误以为三纲之说始于汉章帝时代的《白虎通义》：“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这观念在东汉以前早就有了，如《吕氏春秋·恃君览》：“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这里已提出二纲。《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这不就是三纲之说吗？不过有人怀疑《忠孝篇》不是韩非的作品，所以时间性很难确定。但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的例子，那就是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是他才正式提出三纲。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也。”董仲舒不但根据他的阴阳哲学，提出了三纲的观念，而且为三纲建立了形而上的根据，也就是说，三纲是天经地义的。《白虎通义》是章帝时儒臣经师们在宫中“白虎观”会议五经异同的记录，所以其中的三纲说，无异是把董子的“私言”化为“公论”。人类学家林顿（Linton.R.），把文化区分为“理想文化”和“实在文化”等。照这个分法，我们可以说，在三纲说成立以前，忠、孝还只是文化的“理想范型”，三纲说化为公论以后，忠、孝已由“理想范型”逐渐进入到“实在范型”，对广大的臣民就能产生实际的规范作用，而成为伦理教化的大本。从这时期开始，精心塑造权威性格的文化工程，可算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三纲的建立，仍只是孝道走向制度化过程的一部分，要等到把孝道纳入法律的范围，制度化的工作才算竟了全功。　　

　　从孔、孟到秦、汉，演变出来的孝道第一主义思想，以及忠、孝之间可能引起的冲突等问题，在中国历代的法律中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历代法律为了维护儒家的亲亲原则，对一般民众之间的犯罪行为，还能保存“同一犯罪、同一处罚”的原则，可是这一原则对家族亲属之间的犯罪行为，就完全行不通。家族亲属之间的刑罚，是根据“长幼有序”的原则和亲疏关系决定的，尊长加之于卑幼，愈近亲罚愈轻；反之，卑幼加之于尊长，愈近亲则罚愈重。譬如依唐律规定，在普通人之间只一年的罪行，子孙加之于父祖就要斩首，相反地，如父祖加之于子孙，就可以不论罪。不仅对亲生父母，同样的罪行，如果从子加之于伯叔父母，也要处绞的重刑，伯叔父母加之于从子，照样可以不罚。兄弟姐妹已属同辈，可是因法律受制于尊卑长幼的伦教，刑罚依然不得平等。普通人被判一年的罪，如果弟加于兄，妹加于姐，就要罚流三千里，而兄加于弟，姐加于妹，则不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