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使我们几乎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输入了一些新的育儿观念。目前的情形是：教育程度高的新式家庭，已部分采取西方人的育儿方式；教育程度较低或保守的家庭，绝大部分仍是采取传统的育儿方式，其中隐藏的问题都很多。为了发掘这些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改进的建议，不能不先检讨传统的养育方式。　　

　　儿童养育问题，牵涉的面很广，而且各民族为了自己的需要，有它各自侧重的重点。下面所探讨的几点，大抵就是针对中国传统所侧重的重点而提出的。　　

　　1.自律训练。中国传统的育儿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学习道德性的规范，或用弗洛姆（E.Fromm）的术语，是培养“权威良心”④。不论是道德性的规范，或是权威良心，对儿童来说，学习的方式都只是要求遵从，无从自主。主要的要求既然是在遵从，那么训练儿童的重点，自不是自主，而是自律。如前节所说，中国人对情绪的表达采取抑制方式，这正是达到自律要求的一种手段。　　

　　儿童的自律训练，大抵从五六岁才开始。在此以前，采取放纵态度，就是犯了错，也不会受到重的责罚，因为大人觉得他们太小，还不懂事。如果事实上许可，母亲对小孩，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尤其在婴儿期，一哭马上就喂奶，怕小生命会哭坏身体，口欲得到充分满足。在传统的大家庭里，由于人手众多，孩子多半被抱在大人怀里，使他们获得安全感。在正常的情形下，孩子总是和母亲睡在一起，等到生了弟弟或妹妹，才与姐姐或祖父母去同床，不论是白天或晚上，都很少被单独搁在一边。中国人因为特别重视维持祖宗香烟，对男孩的照顾更甚于女孩，往往流于溺爱。父母对孩子如此地百般抚爱和迁就，容易培养他们的依赖和顺从的性格，为稍后遵从规范的自律训练，奠定下基础。因为一个缺乏自主训练的孩子，长大以后，只有顺从各种的权威，他的依赖感和安全感才能得到满足。所以在传统时代，经由上述养育方式的训练，人们对服从权威，遵循圣贤教训很少会感到委屈和不满。不满的感觉只有在自主训练下，才容易表现出来。　　

　　在传统的养育下，一个孩子到了五六岁，要开始识字，学习做人的基本道理，这阶段大人们对孩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从早期的放纵变为严格的管教。一旦被送进学堂，管束更是严厉，“教不严、师之惰”，父母多半鼓励老师打，孩子不打如何能成器？这样的管教方式，主要是训练孩子们的自律能力，因自律的能力越强，各种权威才能顺利建立起来。　　

　　2.责任训练。现在我们对孩子的责任训练，可以是这样的意义，就是要孩子们对自己所做的事自己负责，这样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重要感。中国传统对儿童的责任训练，并非如此，不是要求儿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要求他对整个家族负责，要求他对列祖列宗负责，责任的内容和范围，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光耀门楣”和“光宗耀祖”。父亲为了儿子择师而教，不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甚至学习圣贤之道，也在其次，主要是经由名师的教导，将来比较容易获取功名，负起对家族祖先的责任，满足父母的愿望。因此，一个不能接受老师教导，书念不好的孩子，会使父母感到羞辱门庭。这样的孩子，他的自信心和自我重要感，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满足上，人生的担子，沉重无比，万一长大不能取得功名，求不到一官半职，注定就要在落寞中度过一生。参照前一节人格形成的观点，这样的责任训练，很不容易使孩子有完整人格的发展，因为他并不属于自己，不能对自己负责。　　

　　3.社交训练。在传统的乡村和较小的城镇，多半是聚族而居，一个村庄，往往就是一个大家族，纵然有外乡人迁入，居久了，就成了一家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儿童社交的范围，很少是陌生人，即使有，因为不是叔叔就是伯伯，也亲属化了。因此，在家庭内习得的人际相处之道，完全适用于家庭以外。就人际关系说，中国人对儿童的教养，最重要的是学习礼节，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所以学习礼节，就是学习与人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理想不容易达到，那么能妥协也好。传统家庭严禁儿童对长上不敬，与同辈争吵，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延伸到家庭以外，父母总是教孩子不可讨人厌，不可随便发脾气，万一与邻居的孩子发生争吵或打了架，父母不问情由就要加以责骂或挨打。在中国社会，一个彬彬有礼、像个小大人的孩子，才是最受欢迎的。　　

　　4.服从训练。这是传统儿童训练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上述的自律训练、责任训练、社交训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直接间接都有辅助之功。服从的训练重点在忠、孝，在家做孝子，出仕为忠臣。忠臣、孝子，不但被认为符合圣贤遗训，且是社会最赞赏的典范，所以世世代代莫不以“忠孝传家”为金言，父传子，子传孙，于是“世世有孝子，代代出忠良”，为传统家庭的最高美誉。由于忠、孝混同，又相信“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归根究底，服从训练还是在一个“孝”字上，“孝者、顺也”，“孝为百善之先”，就等于说，顺从为最高的美德。　　

　　在幼儿阶段，中国人对服从训练就有一套。有的地方孩子生下来不久，就被父母把小手绑起来，或缝制一种特别的衣服，使婴儿的动作受到限制。老人们相信，这样可以防止孩子长大以后过分顽皮。⑤等到孩子会走路，在家庭里，难免会乱抓一些东西，这时候常会听到大人们阻止的声音：不许动⑥！这些限制和约束，都可以视为早期服从训练的一部分。身体动作方面的拘限和情绪抑制配合起来，自然容易训练出循规蹈矩、彬彬有礼的儿童。　　

　　服从训练的另一种办法是“打”，“棒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例子。吴燕和说：“棒下出孝子，这句妇孺皆知的俗语，恰好为中国传统儿童社会化的主要技术和社会化目标，做了最好的描写。”⑦在家里父母用棒椎打，在学校里老师又用教鞭打，棒椎和教鞭，成了权威的象征，对儿童的行为，不但有阻吓作用，且具有实际的效果。中国人那样喜欢用打作为训练儿童的一种主要方式，我怀疑除了当做训练的技术而外，可能也是侵略动机的一种发泄。因为在传统的养育方式下，任何形式的侵略行为，都是绝对被禁止的，当人的侵略动机得不到其他缺口表现时，就只好借打变相地发泄出来。⑧　　

　　在上述重点的训练下，对行为或性格大抵可能产生了下列的影响：　　

　　第一，由于强调自律训练，首先情感或情绪的表达受到抑制，使人养成控制自发冲动的习惯，社会也不重视自立、自发。情绪冲动遭受过分的压抑，容易导致遇事消极退缩。既然动辄得咎，一动不如一静，所以中国人多半爱好静的生活情调，道德的修养功夫，不论儒家或道家，莫不以静为主。不但“静观万物皆自得”，且认主静足以立人极。静的生活形态，养成动作呆板、反应迟钝的外貌。　　

　　第二，由于传统的责任训练，重点放在光宗耀祖、承先启后上，所以特别尊重历史的过去与传统。个人的责任，既然是在满足家族的需要，创发性的潜能和独特的个性自然得不到发挥。　　

　　第三，社交训练力求和谐或妥协，所以与人交接，多谦和、温顺。与人争长短，不但伤和气，且会失面子。成功的社交，是礼尚往来，亲如手足，不分彼此，使求助需要、依赖需要，大家都得到充分满足。在这样的社会里，独立特行之士，自易被视为孤僻，遭到冷落⑨。　　

　　第四，服从训练是各种训练的一个焦点，结果多半只能培养出“顺应型”的人物。这类型人物的特征是：谦让、合群、顺从、忍耐、愿受人支配，予人以良好印象。此型的人，最缺乏个性与创造性。对社会的态度，几乎完全以社会团体的意见和目标，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⑩中国社会乡愿人物特多，了解到这一点，大概就不难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