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古老的中国因受到西洋现代文明的冲击，社会文化在被动的压力下开始变迁，在变迁的过程中，中国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处境，为了适应新处境，一切固有的都面临挑战，并要求重新调整。传统的家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遭到解组（Disorganization）的命运。解组的原因相当复杂，下文仅就三点来探讨。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中叶，不惜以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在鸦片战争以后，更是一再地向中国开战，主要是由于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自由贸易的需要日益加强，满足此种需要，必须开拓广大市场，地广人众的中国，正是他们经济侵略的最佳对象。当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已进入高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中国还停在手工业时期。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的战争，其胜败之数不卜可知。满清政府在屡次失败以后，虽有自强新政运动作为对西方挑战的响应，但新技术的引入，对增加国力并未产生显著的效果，对旧社会体制的破坏却发生效力。费孝通说：　　

　　基督教和罗马法，本是西洋文化的两大遗产，和现代技术结合，造成了个人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在中国，现代技术并没有带来物质生活的提高，相反地，在国际的工业竞争中，中国沦入了更穷困的地步。现代技术所具破坏社会完整的力量，却已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发生效果。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使中国人民对传统已失信任，对西洋的新秩序，又难于接受，进入歧途。　　

　　近代的中国，就这样成为西方经济竞争中的牺牲者，最初是廉价的工业成品，取代了中国的手工业品，破坏了乡村的副业；接着是中国的商人资本与洋人金融资本相结合，扩大了西方资本家对中国农业市场的剥削力，结果使本已相当贫困的农村，更形凋敝，生存线以下的生活，迫使农民纷纷离乡，家族规模日渐缩小。这事实说明，原来家族赖以凝结的安全活瓣，由于西方经济的侵入，已遭到破坏。因贫困和战乱造成农民离徙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但古今不同的是，过去只要战乱一停止，贫困的现象一旦消退，农民就会重建家园，作为社会安定基石的家庭的功能，也就再度恢复。现在情形可不同了，西方文化的侵入，尤其是工业技术的刺激，要求新的适应，不能适应就只有由落后而淘汰。新处境促使对旧传统的怀疑，剩下只有一条路：适应新处境，改变旧传统。到这时候，农村子弟已不愿回头，事实上也不能再回头。在近代西方经济的重压下，传统的家庭，注定要遭到解组的命运。　　

　　二、思想方面的原因　　

　　由西方“坚船利炮”带来的新思潮，给予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在西潮冲击下，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家族制度，伦理制度和君主政体，也都遭到破坏，开始发生新的变革。在清末民初一段时间，打击传统家族制度的新思潮汹涌澎湃，传统家族蕴涵的问题，在新异文化的光照下，完全被暴露出来。　　

　　中国传统因特别重视伦理，所以教育的重点是放在培养群性，以符合人际关系和谐的要求。从观念上看，孔子并没有完全忽视个性教育，例如他说：“当仁不让于师。”秦汉以来，由于家庭主义的形成，个性教育与家庭主义的特质不能相容，遂使少数代表个性教育的观念，只停在理想范型（ideal pattern），没有落实为实在范型（real pattern）。由于传统家庭主义严重妨碍个性的发展，所以当西方的自由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来到中国以后，不久就与家庭主义形成尖锐的对立，爆发了个性解放运动。　　

　　自由思想正式介绍入中国，始于严复。严复翻译穆勒的名著《论自由》（《群己权限论》）是1903年的事。他在《译凡例》里说：　　

　　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由。……仁勇智术，忠孝节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后为有物也。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也提倡自由思想，他对自由的解释是：“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所以要实现自由，必须先除“心中之奴隶”。梁先生所说的”心中之奴隶”共有四种：1.勿为古人之奴隶。这是要人不可盲从传统。2.勿为世俗之奴隶。这是说，人要实现自由，必须有主见。3.勿为境遇之奴隶。这是教人扬弃宿命论的人生观。4.勿为情欲之奴隶。梁先生认为，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所以如果没有过人的自制力，则必为情欲的奴隶。　　

　　严复和梁启超所提倡的自由，对中国传统而言，都是惊人的言论。尤其是严复所说的“忠孝节廉，亦皆根此（指自由）而生”，似已有把固有道德移置于新价值基础上的企图，这是至今仍未解决的大问题。二人的言论，因在清末接受新思潮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对广大的社会还没有发生影响。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对广大的青年群发生巨大影响，始于民初的《新青年》。《新青年》于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易名为《新青年》，改在北京出版），陈独秀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差异》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开始把“个人”与“家庭”尖锐地对立起来，接着就指出以家族为本位的恶果：1.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2.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3.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4.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要革除这些恶果，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陈氏所说的“个人本位主义”，就是指“谋个性之发展”。《新青年》鼓吹个性解放的思想，到1918年6月的“易卜生专号”，出现高潮，这一期胡适同时发表了《易卜生主义》和《娜拉》（第三幕），前文是揭发家庭的黑暗腐败，后一剧是写主角娜拉，无法忍受丈夫的伪善与虐待，在家庭里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个性，遂决定离家出走。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表面上是在介绍易卜生思想，真正的动机可能是借易卜生之口向传统的家庭主义宣战。在个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娜拉”，纷纷脱离了大家庭。30年代的文艺小说，曾把握住这一主题，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巴金的《家》，这部把大家庭视为坟墓的小说，曾引起广大青年的共鸣，李辉英说，《家》“至少在给青年们以勇敢脱离大家庭桎梏的情形下，等于是打了催生的一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