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在《新知言》一书中，我提出，有两种方法，即：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讨论形而上学的对象，这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 负的方法的实质是：对要探讨的形而上学对象不直接讨论，只说它不是什么，在这样做的时候，负的方法得以显示那“某物”的无从正面描述和分析的某些本性。 在本书第二章里，我已经表示，同意诺斯洛普教授所说，西方哲学从不证自明的“公设的概念”开始，而中国哲学则从“直觉的概念”开始。 由于这个缘故，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是理所当然地由正的方法占统治地位；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则理所当然地是负的方法占统治地位。中国哲学的这个方法论特点在道家思想中尤其明显，它始于混沌的大全，又终于混沌的大全。在《老子》和《庄子》两书中，始终没有说“道”到底是什么；只说了“道”不是什么。而一个人如果懂得了“道”不是什么，也就对“道”有所领悟了。 道家的这种负的方法，如我们先前所述，在佛教思想中又加强了。道家和佛家思想的结合，形成了禅学；我更倾向于把它称作“潜默的哲学”。如果一个人领悟到潜默的涵义和它的意味深长，他便对形而上学的对象有所领悟了。 在西方，康德可以说是在形而上学中运用了负的方法。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探索到“不可知”的“物本体”(the noumenon,thing-in-itself)。对康德和其它西方哲学家来说，由于“不可知”的不可知，因此，人对它无话可说，既然如此，最明智的态度便是对形而上学止步不前，而以探究认识论领域为限。但是对那些惯于以负的方法来思考的人，“不可知”的不可知，乃是理所当然，从而应当对它缄默。形而上学不是要对“不可知”说出一番话来，而是应当说“不可知”是不可知的。人如果懂得“不可知”是不可知的，对它就是有所领悟了。在这一点上，康德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各种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里，无论它们采取的方法是负的方法或正的方法，最后都往往戴上了神秘主义的皇冠。负的方法便是神秘主义的方法。但即便是运用正的方法的哲学大师如柏拉图、亚理士多德、斯宾诺莎，它们的哲学体系的高峰都是含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在《理想国》里，哲学家见到了“至善”，并与之融为一体；在《形而上学》里，哲学家面对着“正在对思索进行思索”(thinking on thinking)的上帝；在《伦理学》中，哲学家发现自己“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眼前的事物”从而享受到“神的智性之爱”；在这样的时候，他们除了静默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来形容他们这时的心态，岂不更好吗? 因此，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应当从正的方法开始，而以负的方法告终。它若不以负的方法告终，便不可能登上哲学的雪峰。但如果它不从正的方法开始，便缺少了为哲学来说最重要的明晰思考。神秘主义不是和明晰思考对立的，也不是低于明晰思考，毋宁说，它是超越于明晰思考的。它不是反理性，而是超理性的。 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正的方法始终未曾得到充分的发展；或者应当说，它被过分地忽略了。因此，中国哲学里缺少明晰的思考；这是中国哲学往往被视为简单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明晰的思考，哲学容易幼稚，然而“简明”本身又是一个优点。中国哲学所需要的是：除去幼稚气息，代以明晰思考。有了明晰思考，并不就是哲学的终结，它不过是任何哲学家都应有的思维训练；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需要这样的思维训练。 另一方面，人们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也看不见负的方法的充分发展。未来的哲学将在这两者的结合中发展出来。 禅宗里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禅师，每当被问到佛教的“道”如何解释时，他便竖起大拇指；一句话不说，只是让人看他的大拇指。服侍他的小和尚也学会了这样做。一天，禅师看到小和尚也这样做，他飞快地拿刀砍掉了小和尚的拇指。小和尚哭着跑开去。这时，禅师喊他，他刚回头，禅师又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据说，小和尚就此得到了“顿悟”。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告诉人，在学会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人，都必须经过使用正的方法这个阶段。在达到哲学的单纯之前，需先穿过复杂的哲学思辨从林。 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