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中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 这部分儒学家组成所谓“古文学家”，因为他们声称，找到了“秦燹”(燹，音显，指兵火)之前的古籍，是以古文写成，这种文字到西汉末年，已成绝响。与“古文学派”相对立的董仲舒追随者，则尊崇以汉代通行文字写成的经书，被称为“今文学派”。 这两派的争论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场大争论。这里不必详述争论中的各种细节，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即古文学派是对今文学派的一种抗议性反应，或者也可以看作是一场思想革命。在西汉末年，古文学派得到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刘歆(约公元前46－公元23年)的支持。他以巨大的热情支持古文学派，以至后来今文学派的追随者指控他一手伪造了古文学派所依据的古文经书。 近年来，我对这两派的争论有一点新的看法，觉得这两派对立可能要追溯到秦以前，儒家内部思想分歧的两翼，今文学派实际是早期儒家中理想主义一翼的继续；而古文学派则是早期儒家中现实主义一翼的继续。换句话说，今文学派可能是源自以孟子为首的一派，而古文学派可能是源自以荀子为首的另一派。 在《荀子》一书中有一篇名为《非十二子》，其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这段话曾令许多现代学者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在《中庸》(历来认为是子思所作)和《孟子》两书中，都未曾提到过“五行”。但是在《中庸》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中庸》第二十四章)《孟子》书中也曾说过有点类似的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些话似乎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思，也是子思的追随者)都相信，天人之间有某种相互的作用，而且历史的运行是循环性的。这些学说在阴阳家和五行家的思想中都是十分突出的。 如果我们把董仲舒和孟子一派联系起来考虑，荀子对这一派的批判就更有意义；因为如果把董仲舒的思想溯源到孟子，就会看到从孟子引发到董仲舒一派对它的延伸发展，确实可以说孟子的思想是“僻违”“幽隐”了。 这个假说似乎从孟子一方也得到某种印证，因为孟子和董仲舒有共同的见解，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他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作了天子当作的事。循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很容易就引导董仲舒得出他的理论，认为孔子的确承受了天命，要他成为天子。 董仲舒在阐述他的人性学说时，还明确地把他的学说和孟子的学说相比较，在上一章里已经指出，他们两人在人性学说上的差别其实不大。 如果接受这种假说，以汉代今文学派为儒家中以孟子为首的理想主义一派的继续，则古文学派源自儒家中以荀子为首的现实主义一派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元一世纪的古文学派学者在宇宙观方面都与荀子和道家一样，抱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前已述及，荀子在这方面也受到道家的影响) 扬雄和王充 西汉末到东汉初的古文学派学者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所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老子》和《易经》中“反者道之用”的思想影响。 他的另一篇著作《法言》表达了他反对阴阳家、称颂孟子的思想。就这一点说，也并没有推翻我的上述观点，因为孟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阴阳家，但决没有达到像汉朝今文学派那样极端的程度。 古文学派的最大思想家无疑允推王充(公元27－约100年)，他的主要著作《论衡》充满对各种偶像的科学怀疑主义精神。在谈到自己这部著作的精神时，王充写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篇》)他又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 本着这样的精神，他猛烈攻击阴阳家的学说，特别是阴阳家从目的论或机械论讲天人感应的理论。对天人感应论的目的论方面，王充写道：“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论衡·谴告篇》) 对天人感应论的机械论方面，王充写道：“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顺逆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人能，不达物气之理也。”(《论衡·变动篇》) 道家与佛家 王充以他的思想为一百年后道家的复兴准备了道路。说到道家，需要再一次强调指出“道家”和“道教”的区别。这里所说“道家”的复兴是指“道家”哲学思想的复兴，我称之为“新道家”。 有趣的是，道教也是在汉末兴起，这种道家思想的普及形式也被有些人称为“新道家”。古文学派把阴阳家的思想影响从儒家清除出去，阴阳家此后与道家思想结合而形成了道教。这个过程固然使孔子由神还原为人，却又使老子成为道教的创始人。道教后来模仿佛教，发展出道观(寺庙)，道士(僧人)和道场法事(仪式)。这种有组织的宗教虽以老子为祖师，却与早期的道家哲学毫无相似之处，因此而称为“道教”。 在此之前，公元一世纪时，佛教已经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正如道教和道家应当予以区别一样，佛教和佛学也需要予以区别。上面说到，佛教对道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兴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在中国竟受到民众的欢迎，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中国人认为，佛教是蛮族的宗教，因而致力于发展中国土生土长的另一种宗教，这便是道教。道教从佛教借来了许多东西，包括宗教体制、仪式，以至其大部分经典的形式。 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它还是一种哲学，即佛学。道教尽管在宗教上和佛教针锋相对，但在哲学上，却和佛学结成了同盟。道教没有佛教那样强烈的出世精神，但是它们在宗教神秘主义这一点上却有相似之处。道家称“道无名”，佛家也认为“真如”或终极的真实是“不可说”的，它既不是“一”，又不是“多”；既不是“非一”，又不是“非多”。这种名词术语正如中国汉语所说，是“想入非非”。 公元三、四世纪(两晋时期)时的著名学者在思想上往往是道家，其中不少和佛教高僧结为至交。这些学者对佛经非常熟悉，而佛教高僧对道家经典，尤其《庄子》也非常熟悉。他们相聚时，往往从事所谓“清谈”；当谈到精妙处，即“非非”处时，往往相视无言而会心微笑，这是一种心领神会的思想交流。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人体会到佛教“禅”的精神。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它实际是道家哲学和佛学两家精妙之处的汇合，对此后中国的哲学、诗歌、绘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在后面第二十二章里还会详细论及。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