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后的一个主要哲学家是墨子。他姓墨名翟。《史记》中没有记述墨翟的身世，对他的生平几乎没有涉及。关于墨子是哪国人，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墨翟是宋国(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人，有的学者认为，墨翟和孔子一样，同是鲁国人。他的生卒年代也同样不可考，大概生活在公元前479－381年之间。研究墨翟思想的主要资料是《墨子》一书，其中有53章，是墨翟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 墨子创立了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学派。在古代，墨子的名声和他的思想影响与孔子几乎不相上下。比较两人之间南辕北辙的不同主张十分有趣。孔子对周代早期的传统典制、礼仪、音乐、文学都抱同情理解的态度，并从伦理上预以解释，论证它们的意义。墨子则恰恰相反，质疑它们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并力求使之简化，而且照他看来更为适用。简言之，孔子对古代文明的态度是加以理性化、合理化；墨子则对古代文明持批判态度。孔子是一位文雅有修养的君子；墨子则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布道家。他的说教的宗旨是反对传统的典章制度及其实践、反对孔子和儒家的各种理论。 墨家的社会背景 在周代，帝王公侯都拥有自己的军事专家，这些人是世袭的武士，是当时军队中的骨干。周朝后期统治权力解体，这些军事家丧失了权力和爵位，散落全国，只求有人雇佣，得以维持生计。他们被称为“侠”或“游侠”。《史记》中称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这是他们的武士道德。墨学中，有一大部分便是这种武士道德的延伸。 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是依附于贵族的专门人才，他们自己也属于社会的上层。后来，儒生继续来自上层或中层阶级，侠则更多来自下层阶级。在古代，各种典章制度和礼乐都是贵族专用的，在普通百姓眼中，这些典制礼乐都是奢侈的繁文缛节，没有丝毫用处。墨子和墨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批判传统典制和对它加以粉饰的孔子与儒家。墨家哲学的内容，主要便是这种批判和对游侠道德的辩护。 关于墨子和他的追随者来自游侠，有许多凭证。从《墨子》一书和当时的其他许多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墨家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足以进行军事行动。墨家的这种组织的首领称为“钜子”(“大师”)。对本团体成员，操有生杀大权。墨子就是他的团体的第一位“钜子”。他至少曾有一次，为宋国遭受楚国入侵的威协而组织防御。 这段故事的情节很有趣。《墨子·公输》篇里记载，当时楚国雇用了一个机械发明家公输般，发明了一种攻城的武器。楚国将使用这种武器进攻宋国。墨子得讯后，前往楚国，劝阻楚王出兵。在楚王面前，公输般演习他准备用以进攻宋国的新式武器，墨子则表演他准备用以防御楚国进攻的防御武器。墨子首先解下腰带，用以划出一座城，用小木棍标志武器。公输般采用了九种攻城机械来进攻，都被墨子的防御武器挡住了。最后，公输般的进攻武器都已用尽，而墨子的防御武器却还有余。公输般不肯认输，说：“我知道怎样击败你，但是我不说。”墨子回答：“我知道你想用的那个办法，我也不说!” 楚王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墨子回答说：“公输般想谋害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用我设计的武器武装起来，在宋国城墙上等侯着楚国军队的进攻。我可以被谋杀，但是楚军无法杀尽他们。”楚王听后说：“如此说来，我们就放弃对宋国的进攻。” 如果这段故事属实，它为今日世界倒是一个好榜样，两个敌对国家不必在战场上厮杀，只要双方的科学家、工程师来到一起，把各自实验室里的攻守防御武器都展示出来，不需要走上战场，便可以决定胜负了。 无论这段故事是否属实，它足以说明墨家的军事性质。还可以再看其他史料如《淮南子》，这是公元前二世纪的著作，其中《泰族训》篇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在《墨子》书中，至少有九处论到防御战争的战术和武器。这都足以说明，墨家原来是一个武士的组织。 墨子及其追随者与当时的其它游侠有两点不同。首先，其它游侠只是雇佣兵，谁雇用，便为谁卖命。墨子和他的追随者们则反对任何侵略战争，他们只为防御性战争效劳。其次，通常的“侠”只是墨守武士的职业道德，墨子和他的追随者则对武士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化的解释，因此，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流派。 墨子对儒家的批判 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1)儒者不相信天或鬼，结果是：“天鬼不悦”。(2)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民众的财富精力。(3)儒家“盛为声乐以愚民”，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4)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墨子·公孟》)在《非儒》篇里，墨子还说：“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这些批评显示出儒家和墨家的不同社会背景。早在孔子之前，一些有学识、有思想的人已经开始放弃对天帝鬼神的信仰。这时，开始兴起一种怀疑主义思潮。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通常总是落后于社会新思潮，墨子所反映的正是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的观点。上面墨子批判儒家的第一点，其意义就在于此。墨子批判儒家的第二、第三点，也是由这个思想基础出发的。墨子批判儒家的第四点其实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儒家虽然经常谈到命，其含义却并不是墨子所攻击的宿命论。在上一章里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儒家所说的命，是指人力所无法控制的某种力量。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方面是人只要努力就能控制的。因此，人对外部世界首先应当尽力而为，只有在竭尽所能之后，才沉静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这是儒家所讲的“知命”。 兼爱 墨子对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义——并没有提出异议。在《墨子》一书中，墨子经常提到仁义和仁人、义人，但是其含义和儒家略有不同。墨子认为，仁义都是“兼爱”的表现。“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思想，它是墨子所由出身的游侠们的职业道德的自然延伸。他们的职业道德是：游侠之间，“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后来侠客们常说的话。)墨子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把它扩大推广，主张天下所有的人都应当不分高低，彼此相爱。 在《墨子》书中，有三章都以兼爱为主旨，其中，墨子首先区分他所说的“兼”与“别”。坚持爱有“区分”的人认为，要我把朋友看成如同自己一样，把朋友的父母看成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样，是荒谬的。结果，这样的人对朋友十分冷漠；主张兼爱的人则恰恰相反，认为：我应当像关心自己那样关心朋友和朋友的父母。结果是，他为朋友竭尽己力。墨子在例举上述两种情况后问道：这两种原则，谁是谁非? 为了衡量“兼”与“别”以及各种原则孰是孰非。墨子提出了衡量是非的“三表”即三项准则：第一，人做事是否根据天和神灵的意志，与古代圣王的事业一致，这是事物之本。其次，所作的事应当是百姓能够耳闻目睹、加以验证的事，这是事物之原(验证)；第三，由政府付诸实施，看是否对国家、百姓有利，即所谓事物之用。(《墨子·非命》上篇、中篇)三表之中，衡量价值的标准是“对国家和民众有利”。 这也是墨子据以论证“兼爱”的主要原则。在《兼爱》下篇里，墨子论证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生，此胡以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 “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兼爱下》) 这样，墨子以功利主义的论辩证明“兼爱”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仁人以利世除害为宗旨，就必须以“兼爱”作为处世为人的标准。如果天下人都能这样做，“以兼为正，是以聪明耳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与动宰乎?而有道肄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兼爱下》)这是墨子的理想世界；他认为，唯有实行兼爱，才能创造出这个理想世界。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