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毛泽东以后时期（1976—1985）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主导中国政治的主题，它强调物质刺激、效率、社会稳定和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规定和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的努力在1976—1985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华国锋试图推进一项继续保留许多毛泽东主义象征和政策的现代化纲领，以此来巩固他的领导权。这一努力并未能阻止邓小平正在上升的影响力，邓在1978年代替华国锋成了事实上的领袖，开始了深刻改革和重新评价毛泽东主义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大约始于1981年，中共通过了一个更谨慎的“调整”战略，导致改革和保守力量之间的平衡。我们简略地描述一下这每一个阶段，并在结束时对中国从革命时代到革命后时代的转变作一个初步的估计。对毛泽东以后政治的详细分析，见J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与政治》，韦斯特维出版社1985年；PR小莫迪《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政治》，纽约，1983年；以及V尼等编《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柯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对1976年以后的对外政策的分析，见H哈定编《80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以及M雅胡达《孤立主义的结束：毛泽东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纽约，1983年。 华国锋与偏离毛泽东主义方向(1976—1978)1976年10月初，华国锋逮捕了“四人帮”——这是给那四个激进派分子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起的一个绰号——并发起了一场尖酸讽刺式的运动，反对他们歪曲毛的指示，以宗派活动破坏了政府和经济，在激进主义的幌子下普遍推行一条极右的路线。华国锋成了中共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同时继续保留总理职位。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这个新领导层集中精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责难“四人帮”要为中国在此前10年的几乎所有问题负责任。这是在毛泽东的名义下进行的，据说毛泽东在去世前亲自选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并已认清“四人帮”的分裂和叛逆性质。华国锋和他的同事显然希望维持毛泽东主义的合法性，避免公开背离毛泽东的遗产。同时，对“四人帮”的批评必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朝向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这些变化在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初见端倪，大会通过了一个新党章，肯定了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同样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很快成了新政策的发言人。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国家宪法，进一步推动了一条新路线的产生。这两次大会和各个特定政策领域的一系列全国会议详细阐述了华国锋的“四个现代化”主题：在2000年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达到世界的前列，接近甚至超过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76—1985年的十年发展规划同样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提出了短期目标。华国锋论证说，周恩来在几年前已发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号召，只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才未能如愿；粉碎“四人帮”为社会主义团结和秩序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他还提出了加强教育、工作单位纪律和社会秩序、外贸、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新政策。可是，要一个如此依赖于毛泽东遗产的领导人在毛泽东主义的体制中提出根本的变化，那是困难的。 华国锋温和的毛泽东主义在1978年越来越受到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的批评。年末，这个所谓的实践派（由于其实用主义的口号而得名，如“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力推进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更广泛的改革。许多问题集中到一起，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这一反对激进政策的群众抗议被打成了“反革命事件”，以便为镇压批评者的警察行动、第二次罢黜邓小平和肯定华国锋出任总理作辩解。同年11月，官方宣布这一事件是“完全革命的”行动，这表明1976年这一事件的牺牲者（邓小平和其他“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取得了胜利，而这一事件的首要受益者华国锋则已不在其位。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