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经济政策，但60年代初期经济政策的广泛框架仍然未变。“农业为基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户保留自留地等等仍然在实行，尽管有复活更多集体措施的讨论。当然，“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确实鼓励“反经济主义”的态度，它批评强调物质刺激或生产目标的做法。地方积极性、农村的发展、小型工业和工人参加管理要比以前受到更多的注意。　　

　　这些改革得到了大量宣传上的支持，并具有相当的影响，但它们不久就遇到了困难。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和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导致了以1972年2月“上海公报”为标志的中美重新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对外关系的重新定向，朝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联系，以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苏联的威胁也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严重问题，这使得“文化大革命”关于政治优先的观点处于困难境地（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七章的进一步讨论）。而且，毛泽东日趋恶化的健康和对政府事务正在减小的作用迫使其他领导人面对毛泽东以后时代的政治和战略结局，尽管他们在这位领袖仍活着时，并不愿意脱离他的指示。　　

　　机构的不确定性也阻碍了改革。国家和党的机关从1966—1969年的破坏性事件中恢复得很慢。许多有经验的干部被清洗，或是暂时放弃分配给他们的工作。1954年的宪法已经失效，而新的宪法直到1975年1月才通过。中共正在吸收许多新成员，尽管许多老干部的命运仍然不清楚。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作用正在变化，前者正在复苏，而后者则正从其60年代末的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这些机构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它们一天不解决，就必然削弱行政的效率。　　

　　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与“文化大革命”的宗派主义残余相结合，使领导层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见本书第六章有关精英冲突的进一步讨论）。1969年后的领导层最初是下述三个团体的政治联盟：最激烈的毛泽东主义者或叫激进派，他们通过与这位主席的亲密关系和对他的指示的掌握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是这一团体的核心人物；军队精英，他们虽然并不团结，但从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副统帅和毛泽东所选择的接班人这一点得到了好处；资深行政官员，由周恩来率领，他们代表了中国政治的温和路线遗留下来的势力。　　

　　事实表明，这一联盟是不稳定的。一个主要的分裂是1971年清洗林彪的势力，据称是由于林彪的反毛政变阴谋。林彪的垮台显然主要是由于他的权力野心，但和他与毛泽东更隐蔽的分歧也不无关系，特别是在对待苏联和美国的政策问题上。这还伴随着军队其他几个高级将领的清洗，随后是解放军影响的减弱，导致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艰难的平衡。前者试图维护更加激进版本的“文化大革命”的改革，而后者则竭力软化其后果，并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发展。当周恩来为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除的老干部恢复工作时，某些改革措施退缩了。最突出的例子是邓小平的复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与刘少奇直接有关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在1975年，当周恩来的健康恶化时，他成了政府工作实际的主持人。因此，1972—1976年时期的标记是：领导层内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对于关键性政治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不一致的解释，越来越大的劳工纠纷和社会动乱，以及公开宣布的1974—1976年的经济放缓。当周恩来于1976年1月逝世时，激进派（显然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起了对邓的第二次清洗，总理职位给了相对来说是新人的华国锋。然而，邓小平的被罢黜只是加剧了冲突，导致进一步的动乱，这表现在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愤怒的群众游行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移去了公开对抗的最后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