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义的改革和派别冲突（1969—1976） 党的九大正式宣布中共承担按照毛泽东的蓝图改革中国制度的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所作出的努力并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早期提出的那些理想。原因之一是，1969年以后的领导层并未就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而团结一致，不久又展开了新的派别冲突。第二，运动所造成的机构的不确定和混乱使推行新政策的工作复杂化了。最后，此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新问题——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日益迫近的衰老和如何对待苏联威胁，这些问题将改变中国政治的格局和实质内容。其结果使得1969—1976年的毛泽东主义实践不同于1965—1967年的口号政治。然而，“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对于中国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并且开始（在国内外）表示应用一种修正了的毛泽东主义模式。我们将指出某些最重要的改革，然后考察改变或阻碍其进步的那些问题。对这一时期的详细分析，可参见J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还可参见R洛塔编《毛是第五位：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大战役》，芝加哥，1978年。 1969年以后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向公众生活灌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符号来维护其精神的努力。毛泽东的个人权威继续被用作政策合法性的代表，毛泽东主义的主题——自力更生、群众路线、继续革命和政治挂帅——渗入中国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官方声明坚持说“文化大革命”仍在向前推进，中国社会仍在开展毛泽东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它需要战斗的行动和更多的文化革命，以反对那些要使革命的目标半途而废的人。这种激进的宣传反对详细规定国家政策和计划，而鼓励一种实验的方式，它允许地方的各种多样化，更多地对准思想的改造而不是可以量化的目标。 更具体地说，继续革命的观念转变成了一些具体措施，通过把资源和地位转向中国社会特权较少的部分（即从精英转向群众，从城市转向农村）而培育一种更加平均主义的社会。官僚组织被简化，人员被精简。所有干部都花几个月的时间在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意识形态的学习。要求技术和职业专家与群众打成一片，批判他们实现个人优越感的资产阶级梦想。一些报告说，有压力要求领取高薪的人减薪，并要所有公民抛弃特殊化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政府行政机关的革委会推进到了其他单位，从而在工厂、企业、学校和其他机构的管理中安置了某些群众代表。 毛泽东主义的改革在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领域具有最大的影响。学校在60年代末关闭之后重新开办，某些变化已显而易见（见本书第五章更充分的讨论）。小学的入学率大增，由于将资源集中于这方面的努力，几乎全部儿童上了学；中学的入学率也迅速提高，但大学生人数仍然远低于1966年前的水平。学习课程缩短了；成绩、考试和理论学习降至次要地位；政治教育、应用和实际知识的学习以及体力劳动经验占了优先地位。实际上所有中学生在毕业时都分配到农村劳动。文艺政策只允许民众主义性质的革命主题，将文化艺术限于官方认可的几种表现形式，批判任何类似于封建的或资产阶级影响的东西；外国影响也是怀疑的对象。在公共卫生中，就像在教育中一样，主要努力是为农村地区服务。大批医生和医疗队被派往农村。改革推进的总方向是为全体人口提供最低的医疗服务，而不是给城市中可以进入先进医疗中心的少数人作特别医护。医学训练强调培养通才和医疗辅助员的大军（即所谓赤脚医生），他们可把简单的医护或辅助性服务延伸到村庄。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