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69年运动的各阶段：动员、红卫兵、夺权和联合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天成了正式的公开运动，但它的第一个动员阶段却是从1965年秋延至1966年7月。在此期间，中央领导就如何响应毛泽东（在1965年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大力反对修正主义影响的号召展开了大部分是隐蔽的斗争。公开的批评对着少数几个在1961—1962年发表过反毛泽东主义作品的知识分子和宣传干部，当然起初并没有点出最高层的反对者。这种内部斗争大多集中于为指导这场运动而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上。1966年5—6月，中央委员会批判了它的第一个“文革”小组（随后任命了一个更激进的小组），撤换了几个高级干部，改组了中共北京市委，此时冲突公开爆发了。最突出的牺牲者是彭真（北京市长、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和第一个“文革”小组的成员），他被称为文革小组的罪魁祸首、北京市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黑后台。六七月间，文化革命扩大成公开的群众运动，要揪出所有资产阶级权威，特别是在教育和宣传机构中的权威。但是，党的许多干部仍然限制着这种最激进的倾向。　　

　　第二个阶段的公开斗争主要是从8月到11月的红卫兵的活动开始的。 它是由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12日）发动的，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标志着毛泽东主义势力在党中央地位的上升。这一决定把运动的目标对准“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渐渐表明这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一批高级精英，并把群众运动，特别是“一大批革命小将”（红卫兵）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随着这种官方的认可和学校的提前放假，红卫兵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数百万青年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誓紧跟毛主席，谴责和恐吓那些据称是毛泽东的反对者，捣毁了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或反动文化的象征。然而，这些行动虽表现出近乎狂热地效忠于毛泽东，却不能把他的反对者赶下台。红卫兵开始在谁是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或是修正主义者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分裂成为竞争的甚至是敌对的组织——这项发展显然是正受到攻击的党的官员所欢迎的。到1966年底，毛泽东主义领导者准备好了新的攻势，即在一切党、国家和经济组织中由“革命造反派”“夺权”。　　

　　从1966年12月到1968年9月的夺权阶段，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升级，把它扩大到农村、企业、政府和党的机关。新的革命造反组织大多来自劳动群众，因而是比以学生为基础的红卫兵更广泛的群众组织。自下而上夺权的想法是对地方权威和组织的直接冲击。可以理解，当地方“造反派”为控制政府和通讯中心而与官员展开斗争，而且还相互发生恶斗时，第一批夺权斗争立刻带来了混乱和暴力。地方化的内乱，有时成了敌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装冲突，一直延续了此后大约两年时间，当然其激烈程度因时因地而异。北京的毛泽东主义者肯定认为这种造反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所希望的，但他们仍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限制。最重要的是，他们于1967年1月发出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介入，以一切必要的力量站在“左派”一边，并且控制关键的通讯、交通和其他设施。事实上，中国正在施行某种形式的军事管制，解放军成了实际上的行政权威和地方争端的仲裁者；中共的地方组织直接停止了活动，甚至中央党的机关也部分地瘫痪了。而且，不久便改变了由群众组织夺权的策略，批准成立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以此作为代替旧的国家和党的委员会的恰当机关。“三结合”意指革命委员会由“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解放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所组成。　　

　　实际上，这就使得以前的许多干部保留了职位，大大减轻了群众组织对革委会的影响，也使解放军在谈判革委会的建立和成员组成时可发出其决定性的声音。在建立所有省级革委会所需要的21个月里，充满了冲突和政策变化；但当最后一个省级革委会于　　

　　1968年9月成立时，恢复秩序和权威的倾向显然正在起作用。军官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据了大部分领导职位；群众组织正被分化和压制；命令学生回到学校或到农村劳动。然而，党组织仍然处于瘫痪状态，省级革委会几乎还没有开始着手重建其下属单位的权力机构。于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联合阶段开始了，领导层宣布“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但也承认党的建设和经济、政治的普遍稳定的重要任务仍然有待完成。尽管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召开党的九大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但这次党代会（标志着作为一场整风运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直到1969年4月才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