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它也是一个最混乱的事件，因为它具有双重的特性，连中国的领导者们也对它作出很不相同的解释。尽管“文化大革命”是指1966—1969年间持续的政治斗争运动，但它也指1966—1976年这10年，在此期间，运动所产生的政策和派别继续激化着中国的政治。从这后一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指一个更广泛的时期、过程或是一套政策。当毛泽东主义力量在1966—1976年间发迹时，中国人的公开声明夸张地赞扬“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和目的。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开始谴责它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灾难。我们在其他章节中会更仔细地分析这些复杂的问题，在此仅介绍性地描述“文化大革命”的双重特性和它的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1969年，第二阶段从1969—1976年。　　

　　“文化大革命”的双重性质　　

　　“文化大革命”常常指由一批政治精英组织和导演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主义的政策来整顿中共。作为一场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试图考验所有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素质，改革或清除那些不遵循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开出的药方的人。毛泽东主义通常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具有中央规定的领导者、指导路线和阶段安排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当然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些来无歧义地规定这场革命，也没有在其全过程中实际地维持中央控制。因此，“文化大革命”可以与中共历史上的其他一些政治运动相比较，也直接与某些运动有关，特别是1957—1958年的整风，1959年反对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然，它与其他运动都有区别，这是由于它的持久性和影响力（尽管在这方面土地改革可以与它相比），也是因为中央领导层围绕它发生了如此深的分裂。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意义上，它是指1966—1976年的整个时期。其间，毛泽东主义试图改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即文化。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文化改造过程，“文化大革命”牵涉到所有的中国人（不只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提出了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不光是毛泽东主义者或甚至是共产党人）长期辩论的问题，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不光是中共内部60年代的争论）有其深刻的根由。事实上，“文化革命”是共产党人的一个老的提法，使用这一提法部分是由于它与20年代早期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些非共产党的改革努力之间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运动，难以与更广的时期或过程分开，因为它所辩论的许多内容都集中于文化问题。这场运动开始是批判作家和负责文化工作的党的官员。它直接涉及文学艺术的内容，坚持文学艺术必须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批判传统中国的、外国的、或是国内阶级敌人的价值观。它从一开始就强调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革，使之更容易为工人、农民和战士所接受，并完全服务于毛泽东主义的目标。一般来说，它提倡民众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和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我，同时反对中国人生活方式中看起来是反对毛泽东主义美德的各个方面：“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物质利益的“自私”欲望；冲淡政治义务的私人关系；官僚主义或精英主义的行为；纯粹出于知识分子情调的特殊荣誉或地位。对文化的这样一种关注显然是政治性的，但问题也正在于此。在毛泽东主义者看来，为了造就可推动文化改造的领导者，有必要开展一场革命运动；而且只有文化改造才能确保“正确”的领导占统治地位和延续下去。这两种文化革命在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中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对所有受其影响或对其感兴趣的人也是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