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和恢复（1961—1965）　　

　　从1961年到1965年的这段时期，与上面讨论过的那段时期相比，特征不太明显。但这一时期前后一贯的东西是，从1961年开始直到1965年，所贯彻的内容大部分出于一项经济调整政策。它的许多基本特征甚至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中。而在政治方面，这一时期的重要分野是1962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此之前，笼罩着政治调整、温和与不确定的气候；在此之后，在动员化还是制度化之间展开了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导向“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开冲突。　　

　　前面的讨论已表明，促使中共以某种形式从大跃进向后退的条件实质上是不可避免的。确实，后退的第一批迹象早在1958年的六中全会上已经出现，当时已指出，完全的共产主义仍然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应当限制“免费供应”的供给制，必须保证公社社员适当的休息时间，而且有必要实行更紧凑的计划和组织。正是这次会议宣布毛泽东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这显然不是别人强迫他这样做的，但却是高级精英所认可的，以减少他所担负的政治责任。大跃进政策在1959年7—8月的八中全会上受到了直接的批评，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充当了批评者的发言人。这次全会撤销了其国防部长职务（但未撤销其政治局委员职务），发动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激进运动，并再次肯定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正确性。然而，这一结果是以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的大失落为代价的，这表明对大跃进的支持已经动摇。在1959—1960年间，悄悄地改变了公社的政策，以减少其破坏性的影响。　　

　　调整政策　　

　　经济调整在1961年1月的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全会承认大跃进的政策犯了错误并遭到了反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新口号，承认需要采取新措施支持农业发展。农户恢复了自留地，农村市场扩大了，加强了农村机制，以刺激农业生产和分配。全会还强调经济计划、消费品、工业产品的质量和多样化。专家和中央的部又从党委手中赢得了某些权力。　　

　　也许最大的变化来自人民公社的结构，1958—1959年建立了“三级管理”的制度。每个公社都划分为生产大队，一般与以前以村庄为基础的合作社类似，每个大队又分为由20—30个农户组成的生产队。最初人民公社是“基本核算单位”，管理农业生产和分配；但在1959年生产大队成了基本核算单位。到了1962年，经过调整之后，生产队成了基本核算单位，使农业的首要管理责任返回到与1955年的集体组织差不多相同的层次上。公社和大队仍然是重要的组织，管理较大规模的经济和政府工作，但原先的公社往往是合并了几个农村集市地区的大的农村单位，此时则分成了小一些的单位，其总数增大了，面积则更接近集市地区的规模。　　

　　大跃进破坏了经济和统计制度，造成了在评估中国经济运作方面长达20年的不确定性和争论。但到了1962年，经济开始恢复，到1965年，再次达到或超过了1957年的大部分产量水平。正像早期的情形一样，工业增长高于农业，农业仍然是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段时期主要的调整政策一直保留到70年代，这至少表明中共精英们对于其结果的满意程度最小。　　

　　调整首先渗入政治和经济领域。在1961—196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引人注目地放松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群众运动，而代之以向内看的党内整风运动。随着中共鼓励农业、工业和教育单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各自非政治的职能上，政治的首要地位便降低了。对于非党知识分子来说，又复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恢复学术研究和辩论，当然不是1957年的那种公开的政治批评。然而，党的官员并不十分克制，某些人开始对大跃进、撤销彭德怀职务、毛泽东的政策的领导、甚至毛泽东的能力和个性发表批评意见。这种批评大多通过戏剧和文学杂感的微妙形式来表达。但毛泽东主义者后来谴责说，1962年，彭德怀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通过向党内干部散发一份为自己观点作辩护的长文来积极地寻求恢复名誉，并证明他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