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和经济危机 大跃进的做法——总是通过开会和灌输来刺激最大的努力——的某些后果，是前面说过的那些因素所必然导致的；但还有其他的后果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例如，人民公社对于农村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将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于比以前的任何一个单位都大得多的基层单位中。在公社化以前，农村的基本行政单位是乡，在1952—1955年总共大约有22万个乡；可是1955年以后的合并政策增大了它的规模，所以到了1958年夏，总共只有8万个乡。原先的基本农业生产单位是农户，在50年代早期共有1亿个以上的农户，但合作化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管理和分配农产品方面负有首要的责任。1958年约有75万个合作社，大部分以自然村为基础。公社化以后，行政和生产责任都结合到大约25万个公社的管委会手中。这种将权力集中于更大的和使人陌生的政治—经济单位的做法导致了大分裂和不稳定，原因是边界的改变，人员的更迭，以及与既定的生产和市场关系相冲突。 然而，公社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机构形式的分裂。在领导层看来，它们将成为自给自足的大共同体，将引导其成员迅速走向现代化和共产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它们要建立自己的工厂、学校、保育院、食堂和民兵单位，以便在集体管理下提供最大的发展和人力的利用。在合作化时让农户保留的小块“自留地”，大部分也被合并到集体生产中，还进行了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工作“免费供给”的制度。这些变化太突然，以致难以轻易地实现和被接受。 从经济上看，大跃进具有某些积极的成果；但它以1959—1961年的严重危机而告终。坏天气给1959年的收成带来了事与愿违的后果，随之而来的全面恶化则反映了大跃进做法本身的根本缺陷。1960年农业继续衰退，导致投资资金和原材料的短缺，迫使工业发展放缓。食品短缺在体力和心理上降低了劳动能力，又强化了生产下降的趋势。基层的人员流动把没有经验的人安排到新的位置上，中断了劳动组合的连贯性。对专业人士的轻视导致技术革新尝试中错误百出。意识形态的灌输占用了过度劳累的劳动力有限的空余时间，实际效果越来越差。计划和精确的统计报告萎缩了，公然野心勃勃或热情过度的干部把公社政策推向了极端。与苏联深化的裂痕和苏联技术人员于1960年的撤离更增加了这幅图画的悲凉。 1959—1961年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具有重大的政治后果。劳累过度和饥饿的人口变得愤愤不平，开始转而反对那些完全投身于贯彻大跃进政策的共产党干部。冷漠、不服从甚至是反抗的事件在农村地区蔓延。基层干部的地位特别尴尬，因为他们被夹在大众不满和上级指示的中间。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从违令向人民让步，到权威主义和残酷无情，或者是直接放弃官方责任和统一性。简言之，这场危机涉及到了政治权威和经济。这必然在政治精英中产生激烈的冲突，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改变一项他们至少已经公开地深深卷入其中的政策。这项变革发生在调整时期，但它也提起了关于大跃进的许多新旧争议。 |
创建时间：2006-5-26 |